陈年往事难忘记
当三妹王芹昨天到来以后，在班主任莫振奇老师的关照下，很快就安排好了座位，领到了新课本。同时，她住房中的床铺，也同样很快就给安顿好了。看来，初来乍到，一切都那样顺顺当当。
这样一来，三妹王芹，她虽然是远离家乡和父母亲人。但她在学习生活上的自理能力，变得越来越好。瞬息之间，自己又被安排得妥妥当当。于是，我就趁机叫她要及时写信回去，也好给爸妈报个平安，免得家里人挂虑。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正是我到凤山高中学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
我在昨天晚上，就已经通盘地考虑好了，以后要尽量利用每周的星期日的宝贵时间，尽可能地为家里多做一些应该做的家务事情，除非有的时候，工作忙得抽不开身。
要知道，我之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是想减轻一些年迈的母亲的工作负担，不要因为教导处和家务活的日夜繁忙的工作，而弄垮了自己的身体。
起床后，我洗了面就返回到教工宿舍区家里的厨房，准备将那一大堆新买回来的干松柴，好好地将它锯断、劈开、破碎。这样一来，每天早晚两餐做起饭菜来的时候，就要变得省事和轻松多了。
于是，我便迅速拿出那条父亲在五十年代就弄好的手锯，将松柴放在一张长条的凳子上，把它锯成五寸左右的长度。
然后，利用那张使用了多年的大山刀和一个大木橧，一边坐在小矮凳上；一边哼起小调，悠然自得地整整花了将近两个多钟头的光景，便水到渠成地将这一百来斤松柴，劈得细条条的。
随后，我又将一小捆干竹篾浸湿透，把这些劈好了的松柴，一小捆，一小捆地捆得个结结实实之后，再将它摆放好在柴堆靠墙的一面去。
这样一来，这一大堆一百多斤重的干松柴，我大约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起码便足足可以烧上它一个多月之久了。
难怪，此时在我们家厨房旁边的邻居，学校的周健贞校医看见我这么快捷和熟练地将松柴，迅速地锯断、劈细、捆好，随后，又堆放得井井有条，就情不自禁高兴地赞扬起我来：
“王老师呀，你来了以后，黄干事就再也不用担心无人帮忙劈柴烧了。在前些年以来，就是靠在‘三八猪场’插队的‘肥仔’肯经常回来帮忙。因此，家里的劈柴任务，都几乎是由他全包了。去读大学以后，你又正好来接班……”
一时之间，听周健贞校医说到这里的时候，似乎显得有点情不自禁地羡慕起来的样子。
随后，她又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但是，我们家里却就并非如此了。自李里去读大学后，李松年幼力气小。李珏又是到了高中毕业学年，功课忙得都顾不上。加上她又是一个女孩子家。唉，一切的家务事，都是全由我一个人独自去做了……”
顷刻之间，听周健贞校医唠唠叨叨地说起话来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似乎埋怨自己的命也大苦了。一个女人家，养扯大这三个李家的孩子，容易吗……
一时之间，要是让人听她诉起苦来的时候，也自然而然会生起一种十分同情之心来的。其实也是，就在当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从她的言行举止上，就已经明显地流露出来了。
有诗叹曰：
凤中任教一星期，周日帮家来料理；
锯断劈开再捆好，减负帮妈护身体。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其实过去就已经知道，周健贞校医的爱人就是“文革”前，全县赫赫有名的博白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的李第槟。
就将要解放的1948年，在博中高八班毕业后，他就积极响应博白地下党的号召，跟我过去高中时代的班主任朱里根老师和秦烈锋、王贞双等全班几十个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博白西区的地下武装斗争了。
一直到了全国解放以后，他就身先士卒地参加了当时县公安部门下属单位的基层工作。渐渐地，锻炼成为了是一个年轻有为，干事踏实，朝气蓬勃，斗争经验丰富的基层领导干部。
据人传说，周健贞校医自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了县医院工作期间，正是五十年代的中期。后来，经过旁人的积极介绍和穿针引线，就鬼使神差地跟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李第槟，喜结良缘，成为一对夫妻。
婚后，夫妻之间，恩恩爱爱，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几年时间以后，就很快生育有两男一女。也就是现在正带在身边的李里、李珏和李松。这样地，他们一直过着和睦相处的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要知道，到了“文革”暴发前的六十年代的初期，此时，李第槟己经成为是一个县内外都闻名遐迩，并且，还亲手掌管着实权的博白县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的不一般的人物了。
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的确一点不错。
就当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暴发的瞬间，这个原博白县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的李第槟，是首当其冲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当成县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一批被抽了出来。
随后，革命造反派就疯狂地对这些所谓“党内的走资派”，进行肆无忌惮的“戴高帽子”游街，连续无休止的实行日夜轮番地批斗。
渐渐地，由开始的“文斗”，慢慢地演变为拳打脚踢，甚至棍棒齐上的“武斗”的悲惨场景出现……
记得，在“文革”运动最为惨烈的1967年，我从一些大字报的报道中，知道了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天下“奇闻”：
“……原博白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的李第槟，就在一个漆黑的晚上，突然之间，乘人不备，便畏罪上吊自杀。他的这种举动，是一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可恥行为……”
但是，其实当时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大字报的“传闻”，在当年又有多少人会真正相信它是真的呢……
你可要知道，李第槟这个身材七尺之躯的男子汉和大丈夫，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的解放前，他都敢于毅然投身参加了革命。又有谁会真正相信，他真的是会走上这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极不光彩的自杀道路上呢……
显然，明眼人一看，都会恍然大悟。这明明是一种以假乱真，转移人们视线的“鬼把戏”而已。试想，而作为堂堂正正的县公安局长的李第槟，谁都知道，他掌握了许多党和公安机关内部高层的绝密文件。
这样一来，而在那混乱的“文革”年代，不少居心叵测的人，就会把他视为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而千方百计地趁机从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害死。然后，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现场，以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到了1969年，经有关专案组调查落实后，才最后弄清事情的真相，为他平反昭雪。从而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对待他的家属和子女，以革命后代照顾的待遇，去妥善处理和对待。
到了七十年代，组织上便根据周健贞的要求，调她到凤山高中任校医。
其中，她的三个子女，都先后入学读书。并且，他们也很争气地成为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这样一来，他们也可以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有诗叹曰：
受尽劳累周健贞，坚强不屈好精神；
丈夫含冤得招雪，子女争气长成人。
此时，我看了看手腕上正带着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已经是到了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如果要是按照平时正常上课的话，就应该是快要到了准备放米煲饭的时候了。
于是，我就回到房间的米缸内，利用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启用，到现在已将近三十年之久的半斤量米的竹筒，从米缸内量了两筒米后，再多量它大半筒。这样合计起来，已经是一斤三两了。
要是按照妈、小六妹和我的饭量衡量的话，也是差不多的了。在通常的情况下用餐，常常还是会剩出一碗饭，用它留作饲养那三个生蛋的老母鸡的。这在那个每个月对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8斤来说，是可以马马虎虎地应付一下的。
要知道，此时，小六妹和小六狗还是农业人口。他们户口都还在农村，是由生产队分配口粮的。因此，在我来凤山学校前，曾经运了两百斤他们的口粮谷到东平卖给粮管所。才搞了一些米票和粮卡带来给爸妈他们呢。
另外，加上这三十年来，体育老师是算作重体力劳动的工作，每月供应粮食45斤指标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因此，家里的粮食一般还能算可以马马虎虎应付过去。这就是当年的社会现实。
但是，人们一旦提起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现代这些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们，他们往往都是很难相信和接受的。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也实在是难以让他们真正相信。
其实，说起来一点也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或很少听人说过。就正像我们没有见过民国时期的社会究竟怎么样，是一个样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所谓“见多不怪”的道理。
我正想走近大水缸处放水淘米，刚打开水淘盖一看，已见水缸底没水用了。我就二话不说，马上用水杓将水缸彻底洗个一干二净。然后，担起水桶直往学校膳团而去。
不一会儿，很快就来到了膳团的水井旁边。三下两下就用吊水的竹杆，迅速地吊上了两桶井水。
此时，学生膳团的几个工友，他们正在忙得不可开交地起饭分菜。我挑起水桶飞快地离开了食堂，直往家里而去。
回到家里时，妈已从办公厅下班回来了。我马上将水倒入水缸后，妈就戴上围裙，穿好手套，准备淘米做午饭。
要知道，今天虽是星期天，老师不上课了。但除少数学生因事请假回家外，大部分都在安静地留在教室学习。母亲还一样到办公厅去完成她自己的那份工作。对于她来说，其实并没有真正是属于她的星期天和假日的。
此时，我还得要乘此星期天我没有课上的大好机会，迅速地将水缸水打满。要是将水缸水打满了，起码也可以用上它两、三天时间。因为，这口大水缸要是打满水的话，至少都要挑上四五担以上。
随后，我便又继续往食堂的水井处打水去。当我来到了学生膳厅时，刚才还得是忙碌的工友们，都已经摆好了各班学生的饭菜，正在静候学生下课用餐。于是，我便迅速地直往刚才打水的水井处走去。
“亚飞呀，担水回去做饭吗？不要直接用竹杆往井里吊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食堂都用电动抽水机将井水抽上水塔，改为方便的自来水。你直接到水池旁打开水笼头就可以了。那里还要像六十年代你在食堂那样劳累呀……”
突然之间，一个令我感到十分熟悉的声音，瞬间，就传送到了我的耳朵中。
当我回过头一看就马上认出，原来正是六十年代大家在同一个战壕的战友____谢华琨，也就是我们最亲密所呼喊的“亚谢八”。
顿时之间，当我一看见了他的时，那一幕幕已经随着时间消去而逐渐流逝了的陈年往事，瞬间，又像电影的镜头一样，重新再次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还是一样地记忆犹新，永远都是那么难以忘怀……
正是：
缸中无水挑水去，昔日灶房记心里；
重见当年亚谢八，陈年往事难忘记。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