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汉卿对大局的判断屡屡精确独到，张作霖是信任有加。张作霖不假思索，发动了一场旨在驱逐日军在东北渗透的大清洗：
1．以南满铁路为基准，所有辽河以西，细河、太子河、通河以东，长春以北的日本工矿企业实行人员进出登记制度，非登记之日本人不受所谓“领事裁判权”的保护；
2．依《朴茨茅斯条约》，未经允许，任何于南满铁路东西1公里外日本人所私自开设的一切工矿企业、贸易会社均为非法，国家统一委员会将依令予以没收全部财产；
3．日本人在南满铁路之所谓护路军队严格依条约将人数设置上限，并逐年减少。日本关东军不得以任何借口添兵，驻沈阳、长春的日本军队必须撤回关东州驻地，否则由此产生的武装冲突将被认定为日方蓄意挑起的事端，责任在彼；
4．按照中日共管南满铁路的协议（原则是这样，但是当初订立时日方即想到中方没有力量这样做，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个“共管”作为面子上的照顾），南满铁路沿线各省市站点均由东北武警军人参与驻守，以消除中日双方由于语言不通而产生的误会和纷争，并负保卫铁路之职责。
5．全面撤减日本在东北的领事馆，只保留沈阳、长春两地，哈尔滨、满洲里、晖春、齐齐哈尔应不迟于明年年初予以关闭。
6．由人民党发起一场“抵制日货”的号召，在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时减少其向中国国内倾销商品的动机，让日本很难缓过劲来，也在间接上动摇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信心。
在天津，市委书记莫德惠、市长王树常对局势异常关注。
天津暴乱后，王树常已获悉“驻津日人军方和领事馆，主使我国失意军人张璧、李际春及天津青红帮一部分首领和著名匪首曹华阳、肖云峰、高鹏九等，要组织‘便衣队’实行暴力”等情报，于是召集省市军政|党警及保安主管官员联席会议，传达老帅指示，然后命令各武警部队严加戒备，必要时可调二十八师荆有岩第15旅协助会剿。
王树常在会上严正表示：“我是军人出身，守土有责，如果有暴动闹事，扰乱天津，遇事必须因时制宜，刚柔相济，深思熟虑，妥筹解决。但我绝不做民族罪人，让天津父老兄弟骂我无能！”
武警部队天津总队奉命在津戒严。10月8日，迨便衣队窜出日租界时，即受到武警部队和警察的狙击，战斗直至拂晓，终于击溃了便衣队的进犯。
10月9日上午11时，王树常市长在官邸召见各国驻天津领事，介绍暴乱经过和当局戡乱之决心，并照会日本领事馆。
为维持市内治安，保护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协助肃清匪徒，他指出：“日本租界藏匿暴徒，中国官方无法肃清，今后如有危害侨民生命财产之事发生，应由日方负责，与中国无干！”
便衣队在8日夜的暴乱中没有得到便宜，随即于9、10两日由日人亲自出马进行捣乱。他们派日本官兵身着中国百姓服装，混过防线，其中有4名宪兵竟闯进荆有岩旅部的卫队营房，被中国卫兵拘讯，经盘查才承认他们是执行侦察谍报任务的。
日方得知后，马上派一名少尉带5名宪兵到市政|府径直向王树常要人，其态度极为蛮横，说他们是被中国军队掳进兵营的，惨遭毒刑，性命不保，对此提出“抗议”，说这是对日本的不友好行为。
王树常佯作不知，他冷笑着对日军少尉说：“贵方军队处在租界内，竟然有与驻军发生冲突之事，王某一是不知，二因我现任行政官员，不问军事。详细事由可请与我驻津司令部洽商，恕某公务在身，不能奉陪！”
日军少尉无法，复去15旅部要人，哪知荆有岩已将此4名乔装日军就地击毙：“你们宪兵穿中国百姓服装闯入我的兵营，是否属实正要照会贵军司令部究办。但是百姓私闯军事重地，我们的卫队有理由、有权力执行警卫任务。现在此4人已被当场击毙，你们去认领尸体，也好回个话！”
对日军都如此，汉奸们更没好下场，自匪首曹华阳以下300余人被当场击毙，100余人受大小不等伤口，只有数十数个漏网之鱼趁天黑爬了回去。此一役日本租界口血流满地，尸横遍野。
天津市民拍手称快，日本人则灰头鼠脸，自讨没趣。
同一时间在长春东北九台地方发生了一场大械斗，以日军小泉信也旅团辖下第一步兵联队（团级）与东北边防军于珍第30师一旅发生激战。这一役东北军有备而来，甚至运用了大炮。最后以日本兵丢下数十具尸体、逃回长春告终。
形势越发紧张，有传闻说日军国内已紧急派遣了三个师团正运往中国，日本海军也启锚登航，大战一触即发。
当此之际，张汉卿表示声援，他在12日的全国通电中说：“中日战端一起，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同仇敌忾，共御外侮！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广受凌|辱，是该自立、自强的时候了。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我堂堂中国空无人！学良亲率人民军全军即日北上，为中国直立甘洒热血。只要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精诚团结，定让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他是首次提出“人民战争”的概念，也是首次公开叫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为表明决心，切断各派系在可能的对日战争中的退路，他还在电文中特别加注了一句话“战端一起，言和即汉奸！”发出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最强音，为各地所传唱。
人民党也广泛发动群众，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兰州、西安、广州、南昌、合肥、长沙等奉控各大城市及上海、南京掀起了抵制日货、罢工等声援活动。借此事件，狠狠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和国内经济，也大大提高了奉军及人民军在国人中的地位。
“国家统一委员会”也呼吁各党派、各地方实力派别：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共御外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