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月儿明，中国人团圆的节日，第二代打工仔湘籍民工、4岁的罗炼从他打工的单位宿舍出走，毫无迹象地从工友及家人的视野里消失，只留下寥寥45字的一张小纸条：“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打工5年，罗炼辗转珠三角各城市，电子厂、制衣厂、印刷厂、推销过房地产，当过保安，折腾1800多天，未取得期待的成功。他出走前的工作是在家具厂当油漆工，干了第一天打电话给姐姐说：“累得跟狗样的！”之后不久的中秋节，罗炼人间蒸发，至今杳无音询。不善言辞，爱读《庄子》，爱干净，喜听《夜来香》等老歌的罗炼有一个梦想，母亲去世后他急于挣钱租房，把父亲接到城里安度晚年，却一直没能实现。日记宣泄了在梦想中的挣扎：
“身在人群中，却总是形单影只……对于父亲那份无与伦比的爱，唯有无地自容，太多愧疚无处呻吟……每当看到周边衣裳褴褛，老态龙钟的身影，我感到后怕，惟恐自己也将这样庸碌一生。也许该坦然接受，而我却无法释然，有太多的憧憬……我周边的空间总是很压抑，我站在时光的圈子里作垂死挣扎，真盼着自己的灵魂出窍……”
罗炼的痛苦与恐惧不是独有的。被判无期徒刑的胡伟因压力过重而导致抑郁症，最终实施暴力犯罪宣泄痛苦和恐惧；范晶晶为实现在城市安家的梦想，在无爱的婚姻中苦苦挣扎，最终沦为杀人犯；冯小慧因体力劳作满足不了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求而卖淫，笑迎“生意”的背后心在流泪；还有王晓聪、张奇……一张张与罗炼同样年轻而迷茫的面容一第二代打工仔因生存、就业、情感困境而违法犯罪率逐渐呈上升趋势，他们的违法犯罪已经占犯罪总数的0*7。以上。
比尔~盖茨给年轻人的11条忠告的第一条是：生活是不公平的，你要去适应它。和梦想相比，现实有时是残酷的，两者之间很多时候越走越远。
实现不了梦想的他们盗窃、诈骗、敲诈勒索、抢劫，说是不吃官司跟吃了官司也无太大区别，现在打工，进了监狱出来也是打工；他们敲诈富人获取钱财，宣泄不能摆脱贫困的焦灼不安；他们一些人越来越无所顾忌，或为一点琐事大打出手，说是就想打架发泄情绪，图个痛快；他们自己断送自己而毫不怜惜……面对他们年轻却枯木死灰的眼神，似乎能预测到他们有朝一日走出铁门的未来将是什么。
每次提审完犯罪事实后总会留点时间跟他们聊聊。
少年犯顾海洋抱怨说：干得很累却赚不到钱，为了能多挣钱经常变换工作；爸妈在上海打工，顾不了他。回到几个哥们同租的小屋，连口热水都没有，日子过得乱糟糟。这是大多数第二代打工仔的生存常态，面临生活、工作、情感多重压力，努力过，却又改变不了多少。与父辈相比，他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梦想，却不能像父辈那样忍受艰辛；生活阅历浅，心理承受能力弱，无法自我排遣，最终选择异常行为宣泄：出走、犯罪、自杀，等等。
“卖汉堡包并不会有损于你的尊严。”罗炼的工友、也“累得跟狗样的”的小黑对央视记者说：“大家都挺累的，但有工资，积攒了寄回家造了房子，就等娶媳妇啦。下了班就散散步，到商店书店转转，不一定花钱，我觉得挺好，卖力气挣钱没啥好自卑的，劳动光荣嘛，哈哈！”他很满足。
人是需要满足的，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满足。罗炼同宿舍打牌的工友们不时发出嬉笑吵闹，他们苦中作乐；另一角罗炼一盆热水泡着脚，捧本《庄子》逍遥世外，从没人打扰另类的他，岂不快哉，足矣？无力接父亲来城市，通通电话，尽心了就好；写写家书，与通晓古典诗文的父亲切磋读《庄子》的感悟，岂不为美事？而不必悲叹“无以养亲，不亦悲乎！”罗父说儿子“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工友小马说：“我们都是凡人，不能一步登天。文化不高没啥专长，干累活脏活挣钱，没啥想不通。”庄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德之至也。”让梦想与现实靠近，惟此才能心安满足。
香港导演谢立文在他的动漫片《麦兜响当当》中提醒普通人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有很多种，价值也有很多种，不是个个都要发达的……你也可以像麦览这样‘失败’地生存。”
最能让人得到满足的地方是家。
罗炼出走后，个同在珠三角打工的姐姐才意识到对弟弟关心太少了，姐弟们好几个月没见面，面对央视的镜头她们潸然泪下：“小弟的出走我们有责任！”罗炼的表哥、一位资深媒体人说：“我痛悔自己的冷漠和自私，在那时甚至没有想到给这个小表弟哪怕打去一个电话。”人们发现罗炼留下的手机里仅存了三个姐姐的电话，可以想见，姐姐一这温暖的称谓，可依恋依赖的亲情，在孤单的罗炼心中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很多心头的痛，在亲人面前，在热气腾腾的饭桌上就能烟消云散。
“人终究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而作为社会之细胞的家庭能使人的社会天性得到最经常最贴切的满足。”（《周国平自选集》，海南出版社004年版第14页）家庭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归宿。罗炼这样情感复杂且性情敏感脆弱又不合群的第二代打工仔，没有能力从不切实际的梦想中自我解救出来，而社会的救助并不尽善尽美，这个时候家庭的疗救功能就不可或缺。
我们看到，无数第二代打工仔，享受不到家的温暖慰藉，少年犯陈新急病期间身边无一位亲人，是犯罪团伙的“大哥”送他去了医院，之后他跟随“大哥”走进了犯罪的沼泽地。患抑郁症的胡伟春节没回家，想找一个远离家的地方自杀，免得影响家人，而一家人却不管不问踽踽独行的胡伟是怎么过的年。胡伟犯罪后，其当老板的大哥和当教师的二哥才回过神来：“小弟走到这一步，我们当哥的都有责任！”到了这一步，再深切的自责都为时已晚。
第二代打工仔罗炼是生是死，去了哪里，为什么离开，还会不会回来？至今成谜！他的失踪引发了全社会对第二代打工仔的精神世界与出路的关注和思考。
经济不景气，很多打工者失业返乡，到城市淘金致富的梦想渐行渐远，对农民工的一些歧视性政策还没得到根本性制度性的纠正；为梦想而痛苦挣扎，因未来渺茫而恐惧，越有梦就越痛苦，理想的飞扬与现实的挫败，构成了第二代打工者矛盾迷茫的心理特征，何以疗救这代人的“梦想痛苦兰迪，鲍什教授的最后一课症，’？！
走笔至此，想起了美国梅隆大学兰迪~鲍什教授上的“最后一课”。年轻的鲍什因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他瘦得连结婚戒指都从手指上掉下来，而他讲演的每一句话，都充满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恩；他单手在讲台上做起俯卧撑，爽朗的笑容，激情四射的幽默，勾勒出一幅生命在逆境中抗争的动人画面。
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不妨记住兰迪~鲍什教授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改变手中的牌，但你可以决定怎么玩！
露水鸳鸯城市里的外来打工者多数为青壮年，处于性旺盛期，正常的X生活长期得不到满足，对异性的向往强烈而冲动，而婚外情正是他(她〕们解决性需求的最省事便捷的途径。
季兰来自皖北农村，在一家宾馆当清洁工。同单位四川籍的管道维修工范达顺到季兰负责打扫的房间检修，边干活边聊了起来。范达顺对性格热情直率的季兰一见钟情，之后几次三番主动约季兰看电影，季兰不傻，知道一个有妻室的男子单独约她这个有夫之妇应该是不太靠谱的事，她推掉几次。性饥荒的范达顺穷追不舍，季兰动摇了，一个少妇独在异乡，异性主动攻击，而且是个挺帅的男人，岂有不睬之理，干柴烈火搁一块，燃烧是自然的。一个月后他们租房同居，对今后将来谁也没有认真考虑，管他呢，今朝有酒今朝醉。
范达顺妻子倪雅知道了丈夫不常回家是因为有了外遇，几个加急电话催回了丈夫。范达顺在妻子面前发誓跟季兰了断，倪雅让丈夫又回到城里，因为，丈夫要为独生女儿挣上大学的学费。回了城的范达顺跟季兰继续同居，邻居眼里他们就是一对夫妻。特缠绵的时候，两人也挺慎重地商量过双方都离婚后结婚的想法。春节，两人决定各自回家与配偶提出离婚事宜。
季兰丈夫袁化龙因体弱多病而留守老家，他们的儿子正上小学5年级，上有老下有小，袁化龙艰难支撑。季兰向丈夫坦白了一切，她说儿子的抚养费教育费全由她负责。她的行为遭到丈夫和双方亲属的强烈谴责，但是，季兰心意已决，袁化龙无奈地答应离婚。
倪雅在老家开个小店维持生计，她是千千万万农村留守女人的一个，她忍受着与丈夫长年两地分居的孤寂，赡养公婆，照料孩子，耕种自留地，里里外外一把手，所有的家庭负累都是她那副不是很壮实的肩膀挑起，所有的委屈都在等待丈夫归来的期盼中融化。夜晚，孤灯独影，织着孩子的毛衣，想着远方的丈夫，岁岁年年，光阴和青春在指尖流淌，一去而不复返。从穷乡僻壤出去的男人们回来了，又去了，女人们却很难撇下一家子离开。当下的中国，再也没有谁，能像农村“留守女人”这样，抱诚守真地坚守着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一吃苦耐劳，坚韧刚强，忍辱负重！而在社会广泛关注男性打工者的性饥饿、性压抑的时候，有多少声音在关注“留守女人”的寂寞和无奈，有多少丈夫能掂量“留守妻子”的痛楚和期盼呢？！
善良宽容的倪雅和范达顺是初中同学，有感情基础，她认为季兰并不比她有优势，丈夫跟她多半是满足生理需求罢了，所以，她对丈夫没有太多责怪。倪雅通情达理，范达顺岂能不知好歹，更重要的是他看重这个家，他爱妻子和女儿，他暗暗下决心与季兰彻底了断。
季兰从老家匆匆赶回城里，她迫切地要把丈夫同意离婚的好消息告诉范达顺，她对他的感情已经难舍难分，她急不可待地要全部占有这个男人。就在她等待范达顺归来的时候，她接到了倪雅的电话：“我让范达顺去见你最后一面，要我同意离婚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女人，都有孩子，以后可以做好姐妹。”而倪雅的理智并没有唤起季兰的理彳生和良知。
男人只接受他能承受得起的女人。
范达顺回来了，明确告诉季兰自己不可能离婚，主要理由是倪雅不肯离。两人话不投机，争吵不断，季兰拼命要抓住这份爱，她不能撒手，因为她已经孤注一掷，把原来属于她的一切都丢弃了：丈夫、孩子、家庭、名声，还有这两年的积蓄也跟范达顺一起“浪漫”得差不多了，玩婚外情是得付出经济代价的，只是，她无比向往的情感归宿，范达顺始终没有明朗态度。
这晚，范达顺先睡了，季兰打开他的手机，看到了倪雅的短信：“你妈身体好多了，放心！希望你尽快跟季兰挑明，我和女儿等你回来！”季兰抬头瞅着墙上她和范达顺的“结婚照”，百感交集。那是年前他们同居时照的，她穿上了洁白的婚纱，范达顺西装革履，般配而恩爱，活到5岁，她才真正品尝了一场让她刻骨铭心的爱，那时候，季兰感觉范达顺就是她一个人的，压根就没把他妻子、女儿的存在当回事儿。可现在，倪雅硬生生地横在他们中间，而且她拿倪雅毫无办法，人家是合法夫妻。看着面前这个她深爱的男人，她无法想象离开范达顺的日子该怎么过，她也不愿再回到早就不爱的丈夫身边，回到穷乡僻壤受苦受穷一辈子，她想到了死，一死百了，可她又万分嫉恨倪雅，我得不到，她也别想得到，不能让他们花好月圆，杀了范达顺，同归于尽，死也值了！
“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是女性因情感而实施恶***犯罪时最常见的心理特征，是很可怕的毁灭性的心理状态。女性杀人犯虽然体力不如男性，但是内心的狠毒心理会使她们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拗性，直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爱之弥深，恨之愈切。季兰将十几股毛线拧成一根，套住范达顺的颈脖，在后面打了个活结，猛一抽，范达顺醒了，他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你不要开玩笑了。”季兰用力紧抽毛线：“我没有开玩笑，我是真的，你先走，我后面就来。”范达顺翻身与季兰扭打起来，两人滚到地下，季兰使劲拽住毛线不放，范达顺被勒住颈脖渐渐力不从心，季兰顺手操起床头柜上的玻璃茶杯狠狠地砸向范达顺的头部，范达顺用尽最后的力量拽住季兰翻了个身，季兰再一次死死地抽紧了毛线，范达顺咽了气。
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对感情的依赖性更大，对情感婚姻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偏弱，处理问题也更容易感情化情绪化。当女性情感受挫时，大多首先感到自身的被伤害，如果得不到对方相应的回应，怨恨达到一定的程度，性格偏激者会将爱转化为愤怒和复仇心理，孤注一掷地选择极端的方式。因感情危机导致的女性犯罪往往是恶***犯罪。
季兰逃往家乡，想最后看一眼儿子后再自杀，途中她给倪雅发了短信：“倪雅，我告诉你，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你想要范达顺回到你身边是不可能的，你就等到老，等到死吧！”一周后，季兰被捉拿归案。
不稳定的人群带来不稳定的情感，季兰与范达顺这样的“露水鸳鸯”在外来打工者中见多不怪。客观上，外来打工人员有了与更多异ing交往的机会和空间，同在异乡、同病相怜的感觉很自然地就把他和她的距离拉近了。也因此，外来打工者因婚外情而弓I发的离婚诉讼及刑事案件不断攀升，无数家庭分崩离析，近几年我所在的区域内发生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中有0*7。属此类，究其原因有四：
一、自身不能理智地把握情感走势，且缺少外界的良性引导。配偶都不在身边，也没有亲属的制约，也不用避开乡亲邻里的指指点点，一‘起的工友对这种事都睁一’眼闭一‘眼，房东、邻居一’般也都不管不问，因为阻力少，来往方便，外来打工者婚外情感情就迅速升温到沸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由于文化、阅历的关系，他们对婚外情的前景后果一般没有理智深入地考虑，任其疯长，身边又没有能拿主见的人，缺少正确引导，在情感激越的时候走向极端就是必然的了。案发后季兰就说：“没有人跟我把这件事情说说透，如果早一些有人给我和范达顺分析分析后果，我会回头的。”
二、并不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就草率同居。婚外情一般发生在0-50岁的中年人之间，南辕北辙，东西联袂，贵州的跟河南^的，四川的跟安徽的，好多已经公开同居了，还不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成长背景，不同习俗的家庭，双方有很〉多不同的习惯和理念，很容易发生矛盾，这种恋爱关系犹如大学生丨的初恋，来得快也去得快，有情走南北，无缘各东西，发生矛盾冲突^时，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即分手，但是因分手事宜处理不妥往往导致悲剧。
三、经济问题往往是极端冲突的导火索。感情达到一定温度，经济就得改制，认制过渡到合二为一，不分你我，平日精打细算，这会都成了“月光族”，花起钱来都爽得一塌糊涂，以表对爱情的痴心、忠心和决心。等钱花得差不多了，各种矛盾就接踵而来，比如：各自配偶、孩子、家庭，还比如：生活习惯、为人处世观念、方式等等。其实，所有的矛盾都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只不过当初热昏了头，现在情感降温，头脑也就清醒了些。如果打工的血汗辛苦钱都砸在这份感情上了，这份感情就绑在了炸药包上，什么时候一方因某种原因（一般是因为配偶和孩子）决定退出时，另一方就拉响了导火索。
四、道德、法律对这个群体的家庭的维系似乎软弱无力。外来打工者外出年限的长度与感情变数成正比，在外待的时间越长，越有情变的可能。打工者长期在外，生活环境产生极大反差，或是在走出闭塞后，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有了巨大改变，对婚姻有了新的追求；或是受到种种诱惑，难以把持产生婚外情；或是原有的婚姻是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本来感情基础就不牢固，进城后，眼界开阔、见识增多，逐步产生对自由婚姻的渴望和追求。同时，留守的一方也有随着配偶在外年限长而移情他恋的，从而导致农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如安徽、四川等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打工者离婚问题尤其突出，打工过程中产生婚外情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
人口大流动给打工者的情感婚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无数家庭的破裂给几代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这已经不是道德和法律的问题，而是严峻的社会问题。
大山里走出来的女人被告人王树梅，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女人。
王树梅这名是她当保姆的那家女主人给起的，她在老家因排行最小叫幺妹，女主人说“妖（么V’字不吉，给她改了名。
幺妹娘家在四)丨丨大山里，小时候得场大病后就没记性好忘事。0岁那年嫁到贵州大山里，婆婆是她亲姨妈，丈夫是0好几、瘸腿的表兄。么妹1.65米的个，五官匀称，能干健壮。她知道自个记性差没头脑，也就不该嫌弃残疾的表兄，认命吧。婚后年生下一男一女两娃，丈夫腿脚不利索，商量让么妹外出打工赚钱供两娃上学。临走那天，两娃一边吊着一根膀子不让么妹挪脚。丈夫眼睛红红的：“放心，娃儿我能带好。”
介绍人拿了介绍费带么妹上了火车。火车开了一天一夜，介绍人发现了这山里女人的猫腻，一问三不知，没记性脑子不好使，于是丢下么妹下车走人。么妹又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江南这个城市，那是1997年，这一呆就是10年，她再也没能回到大山去。
刚到城里的时候，她白天拣垃圾，摆地摊卖水果，晚上睡火车站地下过道里。后来花钱弄来张假身份证，通过家政服务中心介绍当了保姆。幺妹说当保姆的日子最舒服，管吃管住，女主人不穿的旧衣服还都归她，工钱一分不用花全攒着，赶明回家给两娃上学用。过年前，女主人安排么妹休假回家，可地址被介绍人拿去了，幺妹只记得贵州，还有就是什么村的“二组”，县名镇名村名都一概不知。女主人根据么妹提供的零星线索几经打听，都没着落，回不了家的幺妹抱着主人家的孩子想着自己的两娃。
几年过去了，主人家的孩子要寄宿贵族学校上学了。女主人多给了么妹一个月的工钱外加被褥衣服两大包，么妹依依不舍离去。么妹说她很喜欢女主人给她起的“王树梅”这名，好听，还因为她很喜欢女主人。
之后，么妹干过钟点工，挡车工，汽车清洗工。她吃苦耐劳，一天能干两个班。她有了一张存折，连先前做保姆的钱一共存了5000元，她思忖这些钱够两娃上到高中了。
她也往贵州各个县的派出所打过电话，查找家里的地址，都因线索太简单，人家说没法查。005年春节前，么妹把5000元钱缝在内衣里，下决心买了去贵州的火车票准备到省城再找回家去，因为两娃到了上学的年龄。
火车站被回家过年的民工挤得水泄不通，挟裹在人流里好不容易挨到车门前，身强力壮的男人们抢先挤上车，幺妹害怕了，怕血汗钱被他们骗去抢去。火车开动了，幺妹没上车，立在站台上发呆。
幺妹在城郊租了间小屋，蹬三轮卖水果。水果批发市场的老板娘见么妹单身一人，介绍她与本地的退休工程师老廖认识。老廖西装革履，一脸高血压的红晕，说是60来岁，么妹感觉还可以。老廖对壮实能干的么妹很满意，要与么妹结婚。么妹实话实说：“我贵州老家有老公，还有两娃，不能犯重婚。我无依无靠，你也要个女人照顾，就做个朋友，行不？”老廖点头答应。可老廖子女不让幺妹进家，他们信不过山里人，这点么妹理解，老廖只得另行租房与么妹过日子。老廖嫌么妹卖水果抛头露面的不体面，么妹转做家政钟点工，每月收入1000左右。
老廖负责伙食费，么妹经常带些水果零食回来，也给老廖买些穿戴。幺妹不图老廖的钱，只图身边有个本地男人少挨欺负。能干的么妹把老廖伺候得干干净净，喜气洋洋。“老夫少妻”的日子过得还算安宁。老廖说等找到你老家地址，就把孩子接到城里来上学，这话甭管是真是假，么妹心里挺暖和。
84岁的老廖知道自己跟8岁的幺妹不仅是差岁数，还差着两个辈分，所以格外珍惜这段“忘年交”，总琢磨别让么妹太亏了，再说自己到闾王爷那儿报道已进入倒记时，得一寸光阴一寸金地享受每一天。于是三天两头喝上一忠，完了往嘴里丢颗绿色药丸，幺妹后来知道是“伟哥”。只是老廖就是来不了事，没能真正“伟大”地当过一回“哥”，么妹跟老廖说我不图这个，有个依靠就知足啦。
这天洗衣服，么妹翻出老廖的衣袋，无意间看到了老廖的身份证，知道最后一行数字中有出生年月。掐指一算，哎呦我的妈呀！都能当我爷爷啦，怪不得来不了事，么妹一阵呕心气恼。对着老廖一通数落：“我有老公有孩子，都对你实说了，你倒好，年龄大不要紧，不能撒谎，我们山里人要的就是老实……”“老夫少妻”吵得不可开交。一个说：“骗子！老不正经，别靠我。”一个说：“嫌我老啦，想丢下我老头子走人？你要敢走，就到派出所告你卖淫！”……老廖这番话惹怒了么妹，整理东西就要走人，老廖拽住幺妹不放，拉拉扯扯，推推搡搡。老廖想我堂堂工程师，遭你个山里妹子嫌弃，岂不威风扫地，操起块木板打去，么妹一把夺过板子，“啪！啪！”几下把老廖打翻在地，恨不得再踏上一只脚。
老廖脚跟不稳，一屁股坐到地上，俩手依然拽住么妹的手臂。幺妹挣脱不了，双膝跪倒在老廖的前胸。老廖究竟是日落西山的人啦，哪经得起这般折腾，血压升高手冰凉，像团棉花瘫软在地。幺妹气未平，骗了我还打我，一气之下，撇下呼呼喘气的老廖扬长而去，犯了心脏病的老廖因没得到及时救助一命呜呼。么妹进城讨生活的步履停顿在这个时刻，同时停顿的还有她银行卡上的数字，那上面存款数额是45000元，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十年光阴的见证。
幺妹说我不要老廖死，他生病我着急给他看病，他好好的，我也就好好的，岁数大点也不要紧，但是不能瞧不起人，还诬赖人卖淫，我山里人怎么啦？我当保姆那家就对我好，从没嫌弃我是山里人，人心换人心嘛。
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么妹捉拿归案，逮捕书上的姓名是“王树梅”，谁也不知道她真姓大名，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几经查找么妹家具体地址无着，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无法寄给家属，让么妹自己签的字。那阵子，本市几家报刊都以《卖**怒杀八旬老翁》的标题报道了这起凶杀案，因为冠以“卖**”头衔的报道总是很能抓住眼球的，何况杀的还是个耄耋“嫖客”呢。
如何认定罪名，引起各家承办人及相关部门间的争议探讨。检察院审查起诉环节讨论中一致认为：王树梅主观上没有故意杀人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其行为属于间接故意伤害，即对结果的发生(老廖心脏病发作）持放任态度，不管不问，听之任之，最终以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王树梅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王树梅被关押期间，没有人来探视，她日常卫生用品都是看守所女管教给她买的，她说：“每次月经来，总挨到没法子不换卫生垫再换，舍不得用，实在不好意思让管教为我花费。人家照顾我，我又没法报答人家，唉！”看守所大门外硕大如盖的梧桐树上茂密的叶子由绿转黄，天渐冷了，提审时她穿的是监友借给她的棉衣，于是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些半新的棉外套、羊毛衫给了她。
008年初冬，王树梅从看守所被押送劳改监狱，这一年正好是她走出大山进城的第10个年头，她甚至不如10年前跨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她连原点都回不去了。
幺妹为两娃上学攒的45000元存款，因为无法查找到她的家人，由公安机关转入劳改监狱，入账登记在王树梅的名下。再有10年，王树梅走出监狱大门，茫茫人海，哪里才是她的归宿？她的两娃也该长大成人了，他们去何方找寻他们的母亲呢？或许他们早已辍学，踏上了母亲当年的漫漫打工路，成为第二代打工者；与母亲不同的是，他们上过学，有了一些文化，但愿他们少一些波折、不测，多一些安宁快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