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人在城市里漂泊，但却拥有一个远在农村的老家，这应是沧海浮生中再幸福不过的美事了。
可这些年，老家林溪却一直在拆迁的阴影中风雨飘摇、惴惴不安。母亲坐新开通的公交车从老家到城里来看望她的儿子和孙子，每次带来最多的消息就是征地、拆迁。环绕村子四周的山地和稻田都像切西瓜一样被开发区划去了，村庄苍翠的树林和油油的庄稼逐渐缩小了，推土机喘着粗气，将青碧的田野变成了裸裎的红土地，整个村庄就剩一些孤伶伶的村舍暴露着，像一个有待攻克的孤零零的碉堡。村庄陡然失去了生机。院前屋后荒草四起，日见败落，恰似马路边一辆报废的汽车，似乎在锈迹斑驳中等待着最后的烈焰——切割、焚烧、肢解、散落一地，以至最后完全消失。
趁着村庄还在，我总是抓住机会携妻将子回去。回到老家，回到小时住过的老房子里，回到年迈的父母和苍老的祖父母身边。围着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看着兄弟姐妹们的孩子在院子前的空地上和树林间蹿来蹿去，嬉戏打闹，看着老人们沧桑的脸上绽放着慈祥的笑容，我就不由得被一种短暂而强烈的幸福感所包围、所感染。我会忘记村庄就要拆迁，忘记眼前这场景不久即将消逝，忘记时间的存在。
屋里待得太久了，我带孩子们出去，在村庄里转悠，看看那些我年轻时栽下的、已经高过老屋的梧桐与樟树，呼吸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混着泥土和畜粪气息的空气，走一走那条从门前经过、通住大片田岗的土路。我的视线越过一簇簇绿竹的枝叶，越过仅剩不多的稻田，越过开发区高大坚实的围墙，最终落定在紧挨村庄而建的形体庞大的厂房与高楼上。这时，我无法遏制的感伤就上来了，心底翻腾起些微的苦楚，鼻子里也泛起了一点酸痛。我难以把握，这到底是一个旧时文人感怀草木式的矫情，还是在今天越来越麻木的世界仅存不多的怜悯情怀。
和母亲一样，我并不太愿意看着这些突然闯来的庞然大物出现在稻田之外，它们突然出现，宛若天外飞来之物，与庄稼的宁静安详太不相称。它离我们太近，离村庄太近，近得都快抵着我家老屋的瓦檐了，使我们不得不直视它的存在。这些新建的高楼与各式厂房，刷了崭新的墙漆、嵌了明亮的玻璃，盖了蓝色的瓦顶，线条简洁而有力，是那么新鲜、明快、时尚、现代，它们光鲜迷人，迸发着这个时代无可阻挡的蓬勃生机和似乎万物都得让路的活力。但它与我们无关，与村庄里的邻居们无关。它来自遥远的城市，以一种非常强大的优越感站在大片的稻田中央，它是否觉得自己霸占土地而让庄稼让路是天真地义而无可置疑？我不太喜欢这种过于亢奋的东西，与庄稼的谦逊大相径庭。但它又是那么强大，直逼你的视野，使你不得不面对。
相形之下，林溪村却早已显得支离破碎、疲惫不堪了。它的房屋还是青瓦搭顶的，它的路还是在泥巴上踩出来的，它一幢幢房屋的摆布还是随意而缺少规划的，人们喝的水也还是从地底下用压水井抽取的，它的鸡鸭猪狗还是散养在屋前屋后的，人们的劳作也还是用牛耕用肩挑的……她确实太陈旧、太落后、不合时宜而似乎腐朽了。她因此而令人不由得心生怜悯。但我疑惑的是，为什么开发区的时尚光鲜却与村庄的败落萧瑟相随相伴？
二
老家林溪村并不大，三百人口上下，世代居住着胡姓、何姓两个族系。少数几户廖姓的人家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才从本镇另一个村庄迁过来的，生活在这儿刚刚不过三代。
若是站在稻田对岸的桐林山上远眺，林溪并不是个十分醒目的村庄。三三两两盒子式的楼房和有着青黛瓦楞的老屋，自然而又错落有致地散落在一个长满苍翠树木的红土山丘上。赣西一带，这样有着胴体一般微微隆起的红土丘和山丘下的小村庄到处都是：没有树木的，裸露着她红色的皮肤，曲线优美柔软，宛若江南女子的腰身；长满树木的，则一片蓊郁，杂树生花，又若江南女子披了碎花的妖艳衣裳。林溪的房屋在蓊郁苍翠的林木中，半遮半掩，间或从枝叶间伸出一角青瓦屋檐，露出一扇红砖山墙，透出半个门面。而最易忽略的是，房屋之间，蜿蜒在草丛下相连的土路曲径，就像那支深藏在家谱中看不见的血脉，隐隐约约却紧紧地将林溪村的人们连在了一起。
三
村庄的北面与东面，先前是连绵的红壤土丘。土丘上踞着另一个名叫何当的村庄，与林溪相去不过五六百米，真正的鸡犬之声相闻。大伯大婶们站在村口的老荷树下，抬头就可以望见何当村的屋檐、来来去去的水牛、弯着腰身拉板车的人、在空地上踢毽子的儿童，更不用说何当村口那棵参天如盖的古樟了。两村之间，原来是一片低矮的灌木丛，多是油油的茶树和深绿的楮树，我们管它叫塬里山。其实就巴掌大的地方，根本算不得山。但依照村人的习惯，把有水的地称作“田”，没水的地称作“土”，，，其它的土地统统称作“山”。塬里山之前是荒山，灌木杂树郁郁葱葱，自生自灭。八十年代初期，分田刚一到户，村里忽然刮起了一股“砍伐风”，满丘的树木全砍了当柴火，光秃秃的山地不久就开荒成了土，种了花生、蕃薯与黄豆。春夏之间，绿油油的庄稼连接着两个村庄，上面的天空就显得格外空旷，对面的村庄也似乎更近了，仿佛只要谁甩开膀子一迈腿，就能踏到何当哪户人家的麻条石门坎上。
但这是过去的光景。如今，开发区规划过来，已经将整个林溪村和何当村都包括进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塬里山拦腰横过来一条百米宽的开发区大道。这似乎是开发区的一条主要干道，从城区延伸出来，像一条永不饥饿的贪食蛇，张开大口，向东一路吞食下去。随后，马路两旁的土地征给了镇政府，镇政府又推平了山丘，转手给了纺织公司、风电设备公司和几家不知做什么的外资集团公司。公司筑起了围墙，门口岗哨还养了一条大狼狗，对过往的村民嗷嗷狂吠。每每听到这陌生的狼狗叫声，当惯了土地主人的村民才恍然感觉土地已经真正不再属于自己了。要是炳中叔听了，就会操起他结巴的语调大骂起来：“他他他娘的，叫叫叫去死，这这这是我围（村）里还还还还是他他他围里？”
因为要服从开发区的规划，给纺织厂一块四方完整的厂区，何当村的房屋已经拆除了大半。村口那棵数百年的参天古樟，纺织厂老板没舍得砍掉，现在成了何当村面目全非后留在厂区的唯一风物，也是村民籍以回忆过去的唯一依托。每次从开发区大道路过，哥总是摇下车窗指着那棵大樟树说，看，这就是何当大樟树！这时，我脑子里浮现的便是当年伫立在四周翠绿的田野中的大樟树的样子：平坦的稻田中间，一棵大树冠大如盖，郁郁葱葱，树顶上是热闹的鸟的天堂，树底下是堆积满地的鸟粪……
四
林溪以东，紧邻的一个土丘上是宠江村。房屋散落的格局与林溪相当，随意中别有一种散漫的意趣。两个土丘之间的低洼处是一条狭长的田地，林溪人称之为“屋背”。林溪村的老房子大多坐东朝西，这称谓或与林溪村房子这一坐向有关吧！土丘上茂密苍翠的油茶林，曾经是我去宠江村上小学的必经之途。这里自然成了我童年的乐园。采野果、捉迷藏、打游击、喂蚂蚁、采标本……满山都留下过我稚嫩的小脚印。宠江山给了我对大自然最初的认识。我除了庄稼之外关于植物的知识和对大自然仅有的观察，大多来自于这座小土丘。十二岁后，我离开宠江小学去了位于另一个红土丘上的太和圩中学读书，路上再也不需要穿越这样的树林了，而我关于大自然的知识也就从此几乎停滞了。
宠江山上喜欢长蘑菇。红色的、白色的，粉色的，有的喜欢一丛丛的生长，有的则一个个地生长，在雨后的阳光下童话般地冒出来。但面对满山的蘑菇，我们也只能看、只能玩，决不会采回家的——林溪村所有的母亲对孩子们都早有告诫：宠江山上的蘑菇不能吃，有毒。父亲说，六十年代，宠江山上满是松树，一年，突然爆发松毛虫病害，村里大量喷洒DDT才搀救了这片山林。到了八十年代，当年保存下来的松树已几乎砍光了，但DDT却永久地留在了满山油茶林下的红色土壤中。三十年后，当我阅读到美国生态文学名作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时，才知道DDT早已在美国成为一大环境公害而被普遍禁用了，而当年在宠江山上竟然也同样上演了一出如当年美国一样的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劣戏剧。
但对于一个少年而言，我并不需要知道到这满山暗藏的危险与毒害。相反，在宠江山上，我看到的是花朵的纯洁与岁月的芬芳。十一月，这里成了茶花的天下。汪洋一片的白茶花，宛若给宠江山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油茶林里，一个瘦削的小孩被满山弥漫的浓烈蜜香所诱惑。我废寝忘食地穿梭在迷宫一样的林间，用一根空心的草杆吸吮着花朵间黄色的蜜汁，像一只蜜蜂，从这一棵树，到那一棵树，追逐着每一朵最灿烂的花朵。我的头完全埋进了花丛之中，脸上沾满了黄色的花粉。我完全陶醉其中，茶蜜的甘甜让我忘记了时间。直到母亲在村口扯起嗓子，长长地呼我的小名回家吃饭，我才抬起头，擦去额头上金黄的油茶花粉，追着最后一抹夕阳回家。
我说不清楚这些洁白的茶花到底给了我多少营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在那样一个情况下给了我多少的乐趣与牵挂。但我知道，直到今天，十一月份，茶花开的时候，无论我在哪里，哪怕是深居在这根本无法看到花朵绽放的城市，我也会冥冥之中心灵感应，忽然获得一种超强的气场，令我进入通体明朗的状态，使平常难以完成的事情一下子变得容易许多，写作也忽然有了灵感。一种勉强可通的解释是，我是十一月份出生的，据说十一月份是茶花月，或许我与茶花先天就有某种内在的感应？
我们谁也无法完全知晓，童年到底能给我们漫长的人生提供怎样长久的精神养分。***年，我考入新余师范学校，只身一人来到城里。初入陌生之境，加之贫困农村出身，我加倍感到孤独与恐惧。但学校旁边竟然有一片茶树林！我好像找到了家的亲切与温暖，仿佛有了熟悉的朋友在场，陡然增加了我的自信。三年的师范生活，真不知道那一片茶树林帮我驱赶了多少心里的孤寂！可眼下，不管是师范学校还是老家宠江山上的油茶林，都已经荡然无存。前年夏天我回到林溪村，没有赶上那次平整土地的壮举，没有看到油茶林在推土机下呻吟的壮烈场面。但我可以想象，轰鸣的推土机是如何一点点地向那片油茶林掘进，一点点地摧毁自己精神大厦的根基。如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拆迁安置小区，一幢幢七层的农民安置房矗立在原来的油茶林地上。小区内，水泥路面四通八达，虽然过高的容积率使安置小区拥挤不堪，但看上去也还算规整、现代，像城区一样。小区为林溪村也预留了安置的空地，但我每次经过，都感觉这不是安置，而是驱赶，是无所不在的金钱资本，把这些农民从宽敞疏朗的村庄赶进了这片高楼，而广阔的土地却阔绰地给了那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你只要去看看那些拥挤的拆迁安置房，再去看看那些宽敞得足以跑马的厂房，你就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五
如果说，林溪村东面与西面的土地征去了，只是抽去了她的靠山，让林溪孤立无援、腹背受敌，使她从此没有了后方；那么，真正的、最大的威胁则来自林溪村西面与南面那大片的水田被征去。这无疑一下子要去了林溪村的生命、断了林溪村源源的血脉。
水田是林溪的衣食父母，是林溪的守护神。
林溪西面与南面都是水田，这是村庄所有粮食的产地，一年两季，源源不断地为林溪的村民提供口粮，也提供不多的经济收入。我八岁那年，父亲指着屋子里一堆比我个头还高的金黄谷子对我说：卖掉这些谷子，就可以给你们几兄妹交学费了。这一年我开始上学，识字、明礼、释惑，从此改变命运，我从一个村娃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我常常感谢父母亲给了我改变人生轨迹的铺垫，对他们怀着没有任何条件的、无法终结的敬意与感恩。而其实，我还得感谢那些谷子，是它们与我的父母共同铺就了我的人生道路。我读书十四年，花费了父母多少谷子！如果堆起来，它一定是一座山！而这些谷子，都从这些水田里来，它们是水田的果实，是水田的奉献。每年两季对汗水的回报，不仅让我们殷实而免于饥馑，还给了我超越的最初动力。要不是它们，我又如何能摆脱强大的社会惯性走出乡村，又如何能从遮蔽之中走向敞开的世界？
现代化无一例外地从城市的方向往农村蔓延。繁华的城市在林溪村的西面，与林溪村遥相呼应。几年前，它还远远地、隐隐约约地在天际线上；但现在，“现代化”已经到了林溪村的家门口了。006年，林溪村南面一百多亩上等的水稻良田随着村长大笔一挥，全部征给了一个工厂。高大的围墙已经筑到了村庄的院门口，似乎紧挨着人们的鼻梁骨。围墙内是宽敞的空地、球场、厂房和宿舍。
种了一辈子土地的村民终于无农活可干了。他们获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假日——长得没有尽头的假日。他们在村口谈笑风生，脸上写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我知道，这种快感对他们原先无法看到尽头的劳作而言，是多么金贵！他们轻松地谈论今后的生活，谈论工作，谈论城市生活，谈论村干部的腐败，也谈论镇政府干部的骄横跋扈。有的人座上了麻将桌，墨绿色的自动麻将机曾经是多么地诱人！有的人终于还清了一笔笔大小不一的旧债，这让他们的腰杆挺起了一些。他们开始盘算着去治疗多年的老病了——以前他们觉得治疗这些不会直接丧命的病根本就没有必要。他们学会了与那些外来的人赌博，他们因为有能力支付赌资而感觉拥有了自尊。他们口袋里揣着从未拥有过的如此数量众多的钞票，第一次获得了人生沉甸甸的踏实感。
我从城里回来，带着妻儿去看望父母。在村口路边上迎头遇上表弟零根。这些年他一直做泥工，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一年到头都穿着那身溅满泥痕的灰色泥工装。眼下，他身着光滑面料的西服，双腿架在摩托车上远远地与我搭话。他看上去有些悠闲，我听出了他话底下那种短暂的满足感。他说最近买了一台冰箱，问我是不是名牌。镇里小店的老板告诉他那是世界名牌，可这个我从没听过的“世界名牌”，只是与国内某种名牌的名字有点相似而已。
工厂一直在膨胀。又两年，村庄南面和西面的所有旱地与水田全部征去了。村长签字的第二天，一道四米高的围墙就开始在村舍与水田之间的水圳边上垒起来。做围墙的泥工是林溪村的村民。他们为自己从工厂老板那里揽到了垒围墙的生意而兴奋——他们常常能从工厂那揽到一些水沟之类的附属建设工程。我路过时，看到他们一边砌墙，一边嘻嘻哈哈地说笑，可我怎么都有把自己卖了还在帮人数钱的感觉，心里不由堵得慌。
六
围墙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而农业文明的象征则是篱笆。围墙是冰冷的、坚硬的，而篱笆是柔和的、敦厚的；围墙是一种严格的界限，是一种绝对的禁忌，而篱笆则是松散的边界，透着一种暖意的邀约。围墙内外，一边是村庄，屋舍树木，鸡鸭猫狗；一边是厂区，机器轰鸣，透着钢铁的冰冷无情或工业塑料的刺鼻气息。
村庄所有的水田全部没有了，篱笆全部变成了围墙。
林溪，这个没有了庄稼、没有了土地的村庄，已经没有了生命力，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庄了。虽然人们还照样住在村庄里，但白天的村庄异常安静。偶尔几个带孩子晒太阳的老人还在墙角悠闲地消歇着。年轻的男人、女人陆续进了周边的工厂。纺织厂、机械厂、电子厂、太阳能厂，在宽阔的开发区一路排过去。做普工，每月工资**百，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生活方式正悄然发生变化，家里的猪、牛、鸡、鸭没有时间看管了，于是不再饲养。菜蔬也种不了，顶多伙还在村前屋后栽点葱与蒜，但大多是去买，毕竟有了工资。水田征去了，村庄就断了血脉，她无法养活自己了。宠江山上的安置小区兴起了一个简单的市场，有蔬菜、鱼肉出售，慢慢又有了自动麻将桌、小超市、手机话费店。
哥哥原先在镇上开了个小店卖猪饲料，九十年代以来一直生意兴隆，凭的就是乡里乡亲的熟人关系。家家户户养猪，生意自然就好。随着开发区的扩张，村民们都住进了安置小区，养猪不再是每家每户那么普遍了，哥哥的生意也日见冷清，最后终于关门大吉，改行去了城市。
四面楚歌、没有田地、只留下孤零零的房屋的村庄，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村庄了。她的根基已断，她没有自我再生的能力，无法靠自己的产出养活土地上的人们。我想到了“宰割”这个词。林溪成了一头等待死亡降临的牲畜，随时准备让自己并入开发区无限膨胀的版图，掩埋在推土机翻卷起的新鲜红壤之下。
七
征地之后是拆迁。村庄拆迁的重重阴影，像一团浓重的浮云，让林溪陷入了等待最后判决的焦躁不安之中。
村口那间破旧的碾米房的矮墙上，张贴了一道告示：拆迁在即，村民不得建房，不得栽树。
这无疑成了村庄自我了断的格杀令。但，它似乎并没有遭遇到村民的多少异议与抵抗。村民从邻近那些已经消失的村庄，学会了接受这样的规则，或者说，他们已经从那些村庄的失败经验中，学会了放弃与妥协。
风，像过往一样又一次掀开了老屋的青瓦屋顶。青瓦掉在地上，老屋房檐留下一个豁口。只是，现在再也没有人爬上去修补，任由风雨在老屋上来去自由。
雨水冲刷的泥土堵塞了老屋房前的排水沟，泥水漫漶到了村道上。过往的人见了，只是绕过去或跨过去，他们才懒得去疏浚，哪怕只是举手之劳。
村里的泥路烂了，坑坑洼洼积满了泥水，除了几只没有池塘可去的鸭子，再也没有任何人去理会了。
几户人家的小洋楼刚刚土建完工，外墙只粉刷一半就停工了，留下半面裸露的砖墙在外头，也无人理会了，就让它一直不好看。
昔日的家园，正在被人们遗弃，被一种衰败之气所笼罩，正在一步步逼近死亡。我仿佛看到高大轰鸣的推土机已经开到了院子门外，要举起它那巨大的铲斗随时敲开我家的房门。而我和我的亲人们，则将成为这千百年居住地的最后一批居住者。
泥水匠小根的楼房刚做完第一层，平顶现浇屋顶，夏天热得屋里无法睡觉。小根要加盖早已计划的第二层，将申请书与两包芙蓉王香烟递给了村长，陈述了实情。村长摇摇头，说没办法，开不得口子，一开口子，自己都堵不住，上面怪罪下来，谁都吃不消。再说，每家每户建了多少房子，镇里早已经用录相机录下了，再多建，拆迁时也不会补，还是忍一忍吧。话说得很委婉很动听，态度也好，小根无可奈何。但不建房怎么住？小根心一横，不批老子照建。他运来砖、沙、水泥，请来帮工自己做。房子还没做到一半，开发区来人了，城管执法大队的，穿着制服，噼里扒拉掀翻了建房的摊子。“恢复原样！”制服们丢下了一句重话。房子建不成，小根成了一户重复上访户，作为重点监控对象，每逢重大节假日来临，都有镇干部来陪着在屋子里过。
八
春节过后，我又一次回老家。原想正一天天破落的村庄，这次却给了我一个惊喜。我竟然看到了一生没见过的最美的林溪：房前屋后，圳头塘边，篱笆旁、空地上，密密匝匝地栽上了桃树，千万朵粉红桃花一起绽放，一树树伫立着，空气中浮动着馥郁的芳香，蜂蝶乱舞，整个村庄在桃花的掩映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跨入村庄的第一步，我以为自己恍然入梦。我印象中的林溪，村貌虽然不算糟糕，但却从没有以如此唯美的面目昭示过我，她总是以非常务实的姿态在我的面前，将那些美的事物视为超然之物。在她的眼中，泥土才是最具价值的东西，而鲜花却过于飘浮，不适合在村庄里奉为理想。可眼前这突然多起来的桃花又是事实。是什么让林溪村一下子从实用主义的田地扑到了唯美主义的怀抱？
父亲点亮一枝烟，用他那缓慢的语调为我揭开了谜底。父亲说：不是为了果实，不是为了美化环境，不是为了引蜂惹蝶，而是为了补偿费。桃树生长快，挂果早，只要挂了果的树，拆迁时每树赔偿七十元；不只在屋场里，在田岗上，凡是能栽树的地方今年都栽了密密麻麻的桃树，像插禾苗一样，惟恐不能多栽。父亲是多年的村委干部，在村里算是见了些世面的人，即使现在退下来了，也对诸如贪小便宜的事一向嗤之以鼻。但这回，他还是跟随了大流，在禁山上的荒地里栽了五百多棵桃树，美滋滋地等待拆迁时赔偿一大笔钞票。“不栽白不栽。”父亲像一个终于觉悟了的老人，语言很肯定。但不久，镇里就组织了数十名干部浩浩荡荡来到村里，连夜将山岗上成片的桃树全部拔了。一时，整个林溪村宛如刚刚被龙卷风扫荡过，山岗上，拔下后折断的桃树随处可见，狼藉一片。父亲的几百块钱树苗费打了水漂。林溪在哭泣！
父亲说，镇干部来拔树，还带来了电视台记者，当天晚上，电视新闻中就报道了镇干部维护开发区秩序、集中整治违法栽树活动。父亲笑着说，这是我们村第一次上电视。
留下的只有村前屋后的桃树。是足够的宽容，让他们对栽在村前屋后的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或许觉得犯不着与老百姓拼命？这才有了村庄最美的一刻。我一直想，难道林溪村也如一个行将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在上帝收回他的生命契约之前总是让生命作一次最后的回光返照？这美，的确不过是林溪消失前的一次回光返照。拆迁在即，林溪以自己最美的面容迎接那最后的毁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