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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死者尸骨可筑新的长城

4月5日大救援,王家岭井下115名矿工濒临死亡而复生,给全国民众带来一种少有的兴奋。人们日夜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时终于得到了许多慰藉。

国家安全总局局长骆琳,首用“两个奇迹”的说法:一是矿工们创造了坚守生命的奇迹,一是抢险者创造了矿难救援的奇迹。

“奇迹说”被众多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广泛引用,在情不自禁中,做得有些夸张,有些升温,缺少了一份冷静与理性。真理超越半步,便成谬误。好事说过了头,也会使人产生逆反。不少网民反弹迅速,说法多多。最触动人心的一个质问是:难道要把一场丧事当做喜事来办吗?

我以为,在中国,能够从民间产生和公开这种质问,必然对整个舆论的进步产生积极作用。

清明时节雨纷纷。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井口不再抬出生还者,一具又一具矿工遗体继之而出。人们由激动和兴奋逐步转向了深长哀思。

4月7日晚,发现遇难矿工达到9人。

4月8日晚,发现遇难矿工达到0人。

4月9日午,发现遇难矿工达到人。

4月9日晚,发现遇难矿工达到5人。

4月10日晚,发现遇难矿工达到8人。

4月15日以后,死难矿工逐日均有发现,直至最后确认遇难矿工达到8人。

4月1日上午,国务院派来了事故联合调查组,在河津市举行第一次会议。我有幸深入会场采访。我听到,调查组在评述王家岭矿难时,一个正式的提法称:这是一起造成了8人死亡、115人受伤的极其严重的责任事故。调查组领导们公开讲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奇迹,也要科学文明的管理!

是啊,丧事怎么能按喜事办呢?此类奇迹宁可不要。遥想改革开放0多年,死难矿工们为中国现代化而牺牲,他们的累累尸骨都快筑成长城了,还挡不住频频报喜的攻势吗?

在抢险救援军团中,每支队伍的任务各不相同,有救活人的,就有抬死人的,各种与救援相关的工作都需要有人来做。作家小分队来到王家岭,大家意外地发现,在众多救援者当中,居然还有一名我们山西作家,名叫王文海。这一发现颇令人振奋。王文海有着长期写作的习惯,现在他遇到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就会比别人多出一份真实的工作笔记来。

王文海所在平朔露天煤矿,隶属中煤集团,和王家岭矿难主要责任单位中煤一建6处,是兄弟单位。也可以说,王文海他们是被当做“自家人”奉命参加救援的,当然更需要他们参加种种“特殊工作”。因此,仅平朔露天煤矿一家就调往王家岭40多人,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总支,下设五个支部,王文海就是其中一位支部书记。

月1日中午1时,王文海随同本单位其他人员,从雁门关外的朔州市,疾驰600余公里。抵达王家岭,已是晚上10点多。夜半,他们领受的第一项任务即很特殊:在中煤集团两位北京副总领导下,协助事故单位6处财务人员,迅速提取并保护一大笔现款,然后甄别井上农民工相关合同,与6处人员一起,向停产后的农民工发放工资,抓紧遣返他们回乡。这样,作家王文海成了一名保镖,协同发放第一笔现金多达60余万元,遣返农民工500多人。最终,6处又通过放假或安排异地施工等办法,向外分流王家岭员工945人,继续发放路费和工资高达1450万元。

4月日早晨,王文海又接到一项新任务:

早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吃饭,指挥部善后组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要我们去拦截和劝阻一户正往山上赶来的家属。我们马上出发,行驶0分钟后,我们与设卡的公安人员会合。在这里拦住了一辆小面包车。车里坐着一男四女,还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昨晚从河南过来,走了整整一夜。车内家属强烈要求去现场探看被困矿工,我告诉他们,现场有许多警察层层把关,进不去的。这时,车里一位年轻女人问我,下井矿工应该没事吧?看着她充满期望和哀伤的眼睛,我无法告诉她详情,只是说,有一个专门接待家属的地方,在河津市里,我现在就领你们去,到那里首先查一下你们的亲人是否下井了,包括最新的一些救援情况。他们只好同意了。我看到那两个小孩子,在车里新奇地望着车外,并不时地互相嬉戏着,可能这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并不深解大人的哀痛。我不忍心看他们的眼睛,真怕他们的亲人有什么不测,他们失去了顶梁柱,生活的天空就会坍塌。我心中一直被一种东西堵着,很难受。我们带领他们找到了在河津的善后组人员。临别时,他们还和我们说,一路上麻烦你们了。家属们的善良更让我觉出一次次矿难的可怕,15条鲜活生命背后,是多少亲人泣血的呼唤和守望。回来的一路上,我不停地祷告着,希望井下的矿工们都能被平安地解救上来。

这任务完成的何其酸楚凄凉。

文海兄同时记录了许多抢险小侧面:这几日,数十家媒体和记者,诸如新华社、法新社、半岛电视台、凤凰卫视、央视等等,都蜂拥而来。这些记者各自发挥能力,想尽办法要采访到一些当天下过井的人,或者是指挥部上下的知情人。我们救援组早就开过会,拒绝一切形式的采访。当一些中外记者不时窜访到我们工棚驻地时,都被我们以不知情而支走了。有的记者胆子很大,掏出钱来诱惑被采访者,作为提供有价值信息的报酬……

文海还向我们介绍情况说:善后工作仍在进行中。各个原先的施工队各留下了人,作为下一步辨认尸体的必要人员。拥来的家属达到750余人,被就近安排在河津、稷山、新绛、曲沃、侯马、翼城等县市。尽量将家属们分别安置,遇到异常情况会好处理得多。针对浩大的家属安抚工作,中煤集团从下属10多个单位里抽调了1000多人,加上山西多个市、县、乡、村工作人员,善后维稳这一块儿总共上阵000余人。这些人分成了15个安抚善后小组,每个小组针对性地负责一户家属。由组长携带万元现金,随时随地花销使用。各小组全程接待每户家属,同吃同住同悲哭,直至善后工作结束,直至家属返乡为止,中途不换人。这项工作极其难做,一句话不对,家属就会抬手打人。

文海兄讲得是实情。那天,我代表作家小分队,采访中煤集团负责人之一王晞先生,得知仅善后小组长领取机动现金这一项费用,就花掉中煤集团500万元。

文海兄还讲到,最多的一户家属来了8人,个个情绪激动。安抚小组想尽办法做工作,一会儿为那位母亲织帽子,一会儿为妻子买蛋糕过生日,一会儿为男人们打酒喝,夜半三更陪他们说话,倾诉衷肠,总之一句话,矿上出了事,以真心换真心吧。

矿难造成了无比深广的痛苦。

接下来,作家王文海又接到了极特殊的新任务,这份工作十分艰辛,那就是从井下向井上搬运死难者尸体。有其他救援队员说:你们中煤集团出了事,你们不抬谁抬?

请看王文海的笔记:

7日凌晨两时多,我们在睡梦中被人叫醒,通知马上去指挥部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井下遇难矿工不断被发现,遇难人数估计仍会上升,指挥部命令所有尸体都要及时运上来,协助检测提取DNA之后,送到殡仪馆执行火化。偏偏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平朔公司来完成。

对于这项特殊任务,我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我们遵命从平朔保卫中心等单位临时抽调了0个人,组成特勤队,告诉大家这既是一项政治任务,同时也是一项行善积德的事情,要消除思想顾虑。队伍中大多是0多岁的小伙子,有的是家里的独生子,中国人忌讳的东西也多,大家都很害怕,抬运尸体,这样的事情落在谁头上也不愿意去。我们说,这是行政命令,不抬就开除!

我们当下安排人员下山去,为这支特勤队伍购买了一次性手术服和一批白酒、手套、口罩等用具,作为备用。

次日即接到通知,命令我们晚上行动,将5具尸体从井下运往0公里外的河津殡仪馆。特勤队于晚上1时集合。

为了避开闲人,执行这种任务偏偏都是半夜。我们每个人都系上了红裤带。到了井口,在里面换上了我们买来的一次性衣服,戴上耐碱的手套。穿戴起来一看,每个人都好像是防化战士。

队员们看起来都极为紧张,有两个年轻人的腿一直在抖。

我们这一拨人下去,把已经装在尸袋里的尸体用担架抬上来,到了井口,打开尸袋,有两个法警给每个遇难者都照了相。其中两具尸体,身体是朝着下方的,一位老工人,用手把他们的脸转过来,以方便法警拍照,又抽了血样。这些程序都进行完后,就把尸体抬上车,运送到山下河津殡仪馆去。

执行任务回来,我们已经事先在驻地的走廊前支起了一个火盆,所有参加行动的人,都自觉地从火盆上跨过去,那位老工人讲这叫辟一辟邪气。然后,大家打开酒,人人痛喝上几口,驱一驱体内的寒气。大声地叫唤几声,宣泄一下。

第一天的行动既紧张又顺利地完成了。

头发里渍进去的煤渣、灰尘和油腻,洗发精竟然不起作用。手依然一如既往地黑,怎么洗都洗不净。

此后,特勤队每天后半夜都有行动。我们一连抬了6个晚上,精神上很受刺激。总共抬上来5具遗体。一个个遗体很惨,一边抬一边哩哩啦啦淌血水。都是七窍流血,头泡得极大,舌头伸出来,有强烈的尸臭。抬时装在袋子里,上来后划开袋子,让原先施工队留守的工友们辨认一下,抽一管子血供DNA化验。遗体的处理,是先拉到殡仪馆整容,整容后让家属辨认了再行火化。我们在井下采取接力方式抬人,如果是一拨人一直抬上来,要爬上060个台阶,走7度的斜坡,我们也累死了。每晚干完活,大家要拼命灌酒才能睡着。

4月14日,还有最后三两名被困工人没能找到。我们得到命令,终于要撤退了。

我为那些遇难矿工感到悲痛。

有时,在早晨,或在某个夜晚,都会听到不知是什么女人的啼哭声。刚开始时,是那样撕心裂肺的痛哭,现在是那种呜咽的呻吟着哭,其实这种哭声听起来让人更痛苦,那种死寂般的绝望,那种对人生的毫无方向,让人在瞬间想到与矿难相关的无尽恐怖。

文海善诗。他最后写道:小小王家岭,我真不愿意你这样出名。真希望你还是那样默默无闻,在大山的怀抱中,安静地享受不被打扰的春夏秋冬。别了,白雪茫茫的王家岭。你看那些开遍了山山峁峁的不懂世俗的山桃花,收藏起了她因失血过多而苍白的脸色,此刻在春寒白雪的映照下,将忧郁的心事在料峭的风中慢慢诉说。

王文海关于王家岭的笔记,应该整理发表。

要说明的是,王文海未及写到,对于每一具矿工遗体,在提取DNA样品之后,究竟怎样进行具体的身份确认。这份备用的DNA样本,则需要与他的直系亲属进行血液对照。这英工作另有一批人在做。我们难以设想,安抚善后小组和公安人员在提取亲属新血液时,将是一件多么令人伤痛的事情,但是又必须这样做。我在采访中得知,被困15名矿工中,只有一户没有家属前来,这名矿工是山西长治壶关县人。安抚小组在等待多日之后,亲属仍然没有到来。他们只好在疑惑中启程前往这位矿工的故乡。到了村里才知道,这位矿工有过媳妇,却为了逃避贫寒早就跑了。这位矿工赡养着一位老爷爷,老爷爷领着一名小孙子,住在一孔破窑中。这便是他们无法前来王家岭的原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善后小组提取了爷儿俩的血液,回到了王家岭。

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未能得到这位矿工后来的消息,我一时无法辨清,在被困的10多名壶关籍矿工中,他该是哪一位。

中国的矿难还要不断地发生下去吗?

王家岭采访最后一周,我日日夜夜猫在指挥部那个长桌边,守候着最后几名矿工遗体的被发现。以陈川平副省长为首的指挥人员们,经历了抢险初期的紧张,中期救人的激昂还有后期不断抬出死难者的沉痛,现在俱已筋疲力尽。4月10日晚9时,新闻组负责人李福明和发言人刘德政,召集各家媒体举行了第19次新闻发布会,内容平平。然后,大批记者开始撤退。指挥部院子里逐渐显现出一种枯燥与寂寥来。

但是,井下被困矿工既为15人,不论活着还是死去,抢险者必须找够这个数字。如果找不够,指挥部就不能撤下去,国务院调查组也不能接手入驻矿山。

总指挥陈川平,面相更加消瘦。他依旧裹着军大衣端坐案头,其余指挥者们按兵不动,大家就这样围坐在长桌边。众人少言寡语。

井下,以华晋公司董事长温百根指挥,昼夜轮班寻找死者。不,谁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死者”二字来。前头讲过,曾经有矿工在井下坚持到0多天乃至0多天而生还,现在不过半月多,有何根据判定最后的矿工已经死去?

还得找,不停地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井下总排水量达到8万立方米,退水后,泥浆沉积巷道,厚达一至两米,总量巨大,垃圾太多,工作面狭窄,翻找十分困难。指挥部调购了5000只编织袋,交给华晋公司所属最后一支队伍。这600多人轮番在井下找人,一袋一袋地装泥,搬运,翻找,连班不停。

4月14日晨5时,第7名遇难矿工遗体抬出井口。

还差一人。

这位矿工的名字已经锁定。我记得他叫王少永,山西长治壶关县晋庄人。令人痛心的是,他与父亲王计国同在一个队里当班,同时下井,而父亲已经遇难!现在,大家嘴上不承认少永已死,而心中明白,这场矿难,已将父子俩的生命同时夺去了。

有一位指挥提议说,去年,孝义煤矿发生矿难,调用过省消防队警犬,那几只大狗在汶川立过战功,在孝义井下也找到了人。

总指挥陈川平综合各方意见,当即下令,调犬上山。

武警官兵迅速带领三只搜救犬,来到指挥部。只因为他们早有准备,早已在0公里外的河津伺狗待命,所以来得飞快。

我见到了这三只好狗。两只乌黑,一只金黄,皮毛闪亮,躯体饱满,斗志昂扬。均为拉普拉多纯种犬。

救援队员和武警队员们编成三组,三只大狗抖擞精神齐上阵。人们又一次来到那个出入井口的木门前。

总指挥陈川平自语道:我还是抱有希望的。

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便认做是一种自我安慰。

汶川地震的搜救环境,与煤矿井下差别太大。井下有水有瓦斯,尸体气味久已交叉,泥浆覆盖厚重,嗅源亦不确定,对于警犬的干扰因素太多。

5个小时后,人狗升井,各小组铩羽而归。三只大狗满身是泥,其中一只还受了轻伤。

搜寻失败,陈川平长时间地沉默着……

井下,又调入5000只编织袋,分片包干,重新翻找。

华晋公司董事长温百根,心情焦虑而又沉重,这几日,他常常一口气在井下连续带班4小时不升井。陈川平总指挥找他问事,他才上来。只见他不歇气地连喝三大杯凉水,无奈地汇报说:还是找不到。

陈川平说:出了这么大事故,你百根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不能又一次不顾安全。当领导,不是普通工人去拼命。你应该注意,现在井下情况有何变化?有没有片帮现象?有没有淋水现象?有没有塌方预兆?几百人集中在井下找一个人,万一出了次生事故,你想过后果没有?

百根答:井下情况确实不好,存在一些隐患。

陈川平当即下令:全体工人一律后撤100米,进行全面安全检查,排除一切安全隐患,重新部署翻找方案。做好由抢险救援阶段向正常搜救和修复矿井阶段转变的准备,确保安全。

决不能因为一个人,再伤及更多人。

温百根一下子仿佛清醒了许多,表态:立即执行。

陈川平总指挥连夜向高层做出请示汇报和建议。

4月14日傍晚,指挥部气氛沉郁。晚饭,附近部队一名团长,送来一大盆山西焖面。诸位老总们站起身来,端着空碗上前盛饭。由于气氛太压抑了,便有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副总指挥王成说笑道:赵作家你看看,这里全是老总,连端盆的都是团长,大家可不如你们作家活得轻松呀!

老总们悻悻然勉强一笑。

我胡乱回应:作家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活得不痛快,你们手里有权啊。

中煤老总王安闻言,停下手中筷子,抬头叹道:唉,我们能有什么权,一辈子干了个高危行业吧。

但听一片问醋声,醋哩?接下来众皆沉默,埋头吃面。

半晌,来自北京的安监总局官员提了一个怪异问题,也是为了打破沉寂,寻觅轻松:咦,这山西焖面与炒面有何不同?

这个问题很简单,却不好回答。

山西煤监局长杜建荣,此次救援中,出任井下抢险总指挥,这位老煤炭也是一位豪爽汉子,这时便回应道:山西焖面与炒面,当然多有不同。炒面,是把煮熟后的面条用热油翻炒而成。焖面,则是对很细的生面条进行蒸制。先在锅底加汤添菜,油炒盐烹,然后直接把生面铺在菜上,盖好锅盖焖蒸,汤完面熟,最后搅拌面菜而食。炒面与焖面,口感差异很大,形状各不相同,但都是山西主打面食的名吃。

杜局做注解,众皆称权威。

然后又是沉默,诸人心事重重。

次日,抢险指挥部陈川平与国务院调查组赵铁锤,共同主持联席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报请国务院,抢险指挥部完成使命,撤出王家岭。

新闻组李福明和刘德政,到此也就完成了新闻发布会的全部任务。只见李福明先生仰面沉默算了一下,对刘德政和我说:来了19天,连续19个昼夜吧!我便说:刘工,您每天记录得那么仔细,稍加整理就可以发表了。刘德政工程师报以一声长叹,合上笔记本说:将来,将来老了可能有些用处。我看到他的眼光里,总是浸含着泪花。

10多天以后,温百根他们在井下找到了最后一名死难矿工王少永。他被大水冲到了皮带下面一个旮旯里。

这时,我和几位作家已经返回了太原,进而了解更深一层的省内外煤炭史话。我们有个想法,即王家岭事故的发生,一定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而是紧密联系着整个时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