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第一军，由于清党的缘故，官兵政治思想工作上不去，战斗力急剧下降，而且军纪不严，已成为友军的笑柄。这让身兼军长的蒋介石甚为恼火。第一军大都是蒋介石的心腹。第一师师长工柏龄，与蒋可称得上至交，他字茂如，江苏江都人，在日留学期乃同蒋介石一个学校，自恃与蒋介石厚交，在黄埔军校就排斥共产党学员，积极参与“中山舰事件”，充当蒋介石的**先锋。第二师师长刘峙，字经扶，江西吉安人，武昌起义加入学生军，后入保定军校，毕业后赴粤，升到粤军总司令部副官。黄埔军校成立后，他任教官，参加过第一次东征。
就是这两个师给蒋介石丢尽脸面。
第一军这两个师的的情况报到蒋介石那里，他大发脾气，立刻发电斥说：“迭据告，此次一、二两师行军纪律未尽严肃，曷胜骇叹，中正平日与尔等敬之，万不料我最有光荣历史的第一军，阅时未久，即已堕落，须知第一军在精神上已成为革命政府之模范队，今不能严振风纪，败坏第一军之名誉，其害犹小，而减损人民对革命之信仰，其害更大，尔等自问能在革命史上负此重咎否。”
蒋介石这封电文发出后，第一军军纪情况有所好转，为此他引咎自责，博得军中好评。
唐生智电告蒋介石，长沙城已为北伐军所有，全体将士等待总司令北上，计划下一步攻势。蒋介石命李济深留守广州，率北伐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北上。
蒋介石在衡阳稍事停留，乘船去了长沙。
蒋介石的副官长张治中，随同前往，在船上，蒋介石问及这位副官长，对未来时局有何看法。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今年三十六岁。
张治中纵观全局，认为北伐成功只是时间早晚，因而说：“总司令，看样子我们拿下武汉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得胜后，局面可能非常复杂。东南五省的孙传芳也不会对国民政府坐视不动，因而很可能被一些人钻空子，窃取我们北伐的成果。总司令应有个安排才对。”
蒋介石听到这话，表情复杂说：“文白讲得有道理，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要出现一个复杂的局面，这就需要—个强有力的人物。”
张治中说：“我以为要是请汪主席回国，以协助总司令雏持武汉得手以后的局面，可能情况就好一些。”张治中本来还要讲下去，因汪精卫虽然出国，但名义是出去治病，国民党中央实际上还保留着他的合法席位，可看到蒋介石脸色非常难看，说起话来支支吾吾，便把剩下的话咽下去。过了半天，蒋介石苦笑两声，但没有回答。张治中接着说：“假使我们不欢迎汪精卫，我想他也一定会回来的。”
蒋介石瞅着张治中，不易察觉地点点头，仍没有回答。
蒋介石到长沙后，李宗仁也奉命北上，他从衡阳乘小火轮到株洲，又换乘火车，于8月10日夜抵长沙。
此时，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苏俄顾部加伦将军、战地政务委员陈公博、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对李宗仁的到来，表示简单的欢迎。
次日，蒋介石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计划。
这个会议也是北伐途中在前方召开的第一个战略会议。会议期间，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来到长沙。实际上，这个会议就是讨论北伐军先打湖北还是先打江西，或是湖北和江西同时打。蒋介石在这个军事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加伦顾问感到很是吃惊，因为在广州大本营已经计划好了，以吴佩孚为主要敌人，计划中也是北伐军占领长沙后，进兵武汉，再图江西。
蒋介石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就产生了争执。
唐生智主张湖北和江西一块打。原来唐生智与蒋介石一直也是相互猜疑，唐生智的意思是让蒋介石去打江西，而他若得武汉，就可以独霸两湖了。朱培德为了在江西扩大自己的势力，也主张湖北和江西一块打。
蒋介石在大家争执不休时说：“我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也是感到如果湖北和江西一块打，可能北伐军的力量吃不消，因而我想先图江西，再回过头来打武汉。”
蒋介石这样做，主要是他一直就主张沿海而进，最后打上海，以迂回的战术取胜。蒋介石心目中，一直把上海视作自己的发祥地，同时他也想借此把唐生智的部队调开，使其失去独占两湖的机会。
加伦这时发话了，他说：“我们一直在暗中说服孙传芳，他已经声明保持中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只要他没有太大的动作，我们还是不能放弃攻打武汉。如果现在把兵力分开来打，凭借我们现有的力量，要以硬仗同时打败吴佩孚和孙传芳，几乎是不可能的。先打武汉不能更改，这也能暂时给孙传芳一个错觉，以为北伐军意图中原。武汉占领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攻打孙传芳。按照唐总指挥的两个敌人同时打，若有一方失利，那我们将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在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局中，北伐军只能靠智慧取胜。”
这位苏俄顾问对中国这些带有旧军阀气质的新军人，还是熟悉的，有些话他不能明说，他肩负着共产国际的重任，最大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革命，打倒军阀，因而他不得不在这些将军面前充当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只要他的战略目的能达到就行。
加伦主张先攻打武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看出唐生智的动摇性，如果把蒋介石和唐生智拴到同一条战船上，那对革命就是有利的，他们晚一天分手，那么对战局就多一份保证。这些心里话，加伦哪里能讲出来，只能陈述攻打武汉的重要性。在北伐的战略方面，加伦几乎占据着同蒋介石同样的地位。
加伦的建议，得到李宗仁的赞同，他对诸位将军说：“北伐最大的目的就是打倒所有军阀，无论是孙传芳还是吴佩孚、张作霖，最终我们都要消灭他们。可是我们也不能被眼前的呼声所迷惑，枪炮都是铁打的，战争虽然变幻莫测，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实力，。”
加伦接着说：“我们的实力确实很有限，除原有的八个军外，另有袁祖铭两个军，江西的方本仁虽然暗中接受了国民军的改编为第十一军，可这些义军还得在战事中考验，而正面的敌人吴佩孚其主力部队就在京汉线上，还没受到打击，号称二十万。而孙传芳的部队也有二十万，孙传芳治军向来有方，还占据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粮饷充足，部队训练有素。至于张作霖部，比起吴、孙的部队更为精锐，有三十五万人之多，另外窥伺我们后方的唐继尧也有三、四万人，随时有入侵广西的可能。如果把这些大小军阀的兵力加在一起，将近百万，而我们北伐军目前能派上用场的仅有十万余人。我们必须要出奇制胜，运用机动战术，采取各个击破。”
蒋介石听后，为了更有胜利的把握，不得不把自己的打算放在一旁。
蒋介石的态度，很快使会议形成一面倒的情况，都认为加伦顾问的分析比较实际。
对于先攻江西还是先打武汉，总司令蒋介石虽然还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加伦的建议还是用心听了，最后，要求诸位统一思想。
李宗仁抢先发言，滔滔不绝，他说：“我主张趁吴佩孚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的战术，将其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则可以进窥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长江东进，则可将孙传芳五省之地置三面合围。现在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怀柔政策，孙传芳通电全国确保中立。固然，孙的中立是不可靠的，但他意图明显，是观我军与吴佩孚处于鹬蚌相争，而他在东南五省收渔翁之利。可我们正可以利用他的目的，达成各个击破。若是转移目标，进攻江西，不仅迫使孙传芳和吴佩孚结合，抗拒革命军，也使吴佩孚得到喘息时机，重整旗鼓谋我长沙。得失利弊，洞若观火，再者江西交通不便，补给因难，如果稍有差池，新附义的友军可能逡巡不前，更有可能重新倒戈。根据上列观点来说，我军攻江西实甚危险。盼望总司令、加伦顾问暨各同志加以深思。”
李宗仁的话一落，会场安静下来。
蒋介石站起身，绕过会议桌，来到李宗仁旁边说：“德邻，好一番苦口婆心啊！忠心可嘉，不可多得的将才。”蒋介石又把话头一转，直起身子接着说：“诸位将军，今天的会议非常好，大家都把自己的意见摆了出来，我们还是服从大局。加伦顾问、德邻的态度很坚决，如果打下武汉可要给你们记头功。”
至此，第二期北伐计划就这样决定下来。
长沙会议后，决定北伐二期作战计划大体分为三路向北推进，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为中央军，沿武长路直捣武汉。第一军何应钦部的第二师和第六军程潜部为中央总预备队。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为右翼军，集结于攸县、醴陵来应付江西之敌，并掩护中央军右侧的安全。新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的黔军袁祖铭所部的第九军、彭汉章的第十军和第八军的教导团为左翼军，出常德、澧县，以掩护中央军的左侧。
命令下达后，各军纷纷行动起来，只是袁祖铭在湘、黔边境滞留，态度暧昧，有些看风使舵的意思。说起来，左右两翼部队不过是策应而已，二期北伐的主要战场还是在武长路上。
中央军作战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分左右两个纵队，他自兼左路纵队的第八军指挥官，李宗仁为右路纵队的指挥官，辖第四军、第七军。
就在中央军结集完毕时，蒋介石来到唐生智的住所，开门见山说：“这次北伐的战事如此顺利，看来还是党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唐生智对蒋介石一直就有些提防，想到大战在即，他跑到这里来讲党的政策，心里就有些不快。
原来蒋介石来此也是有目的的，他深知唐生智是个多变之人，而且现在大权在握，不时也想起副官长张治中在来长沙时所说的话，那就是武汉一旦得手后，他能否控制局势？蒋介石是想以党的名义来对唐生智加以约束，可唐生智心里只有佛，那里还管什么党性不党性的，况且，他现在也想着自己将来的出路。
蒋介石说：“孟潇先生，党的改组问题，我们以后要详细谈谈，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为了胜利，现在党权高于一切，政治、军事等都要党来领导，只有这样，胜利才有保证。”蒋介石讲这些话，也是有顾虑的，不知唐生智是否买账，因而就有些吞吞吐吐。这一来，唐生智就更感觉他心怀鬼胎了。蒋介石同时向唐提议要看看第八军的将士。
第二天，蒋介石骑马检阅唐生智的部队时，战马对开始的军号倒没什么反应，但部队呼口号时，战马突然惊了，把蒋总司令从上面给摔了下来。后来，唐生智陪着蒋介石下马走了一圈，算是圆了场。唐生智心里想，这个总司令可真不中用，说话如此，骑术也如此。其实唐生智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因为他信佛，以为自己的军队别人是不能插手的，蒋介石被马掀下来，他认为这是佛法显灵，是天意。蒋介石今天坠马于八军之前，前程必定不佳。’
第二天，蒋介石又让人给唐生智一封信，意思是让他收编贺耀组的军队。
唐生智当即回信说：“贺耀组现在愿意参加北伐，为了革命的利益我应该欢迎他，团结他。总司令让我委派他为独立师师长，我倒也没什么意见，只是贺本人对我疑惧，我看还是归总司令指挥更好一些。”
蒋介石得到唐生智的回信后，再也不提贺耀组的事了。
对贺耀组部所属之事，唐生智是假推，蒋介石是假让，最后还是让蒋介石占了上风。蒋介石搞这个名堂，也是怕唐生智反感，他哪里希望贺耀组归唐生智指挥，那样他不就又多了一份担心。而唐生智也想收留贺，毕竟是老湘军了，可稍一推让，便中了人家的计谋，弄得有苦说不出来。
长沙军事会议过后，北伐军进逼武昌。
吴佩孚开始慌乱，不敢小看革命军了，只是他的精锐部队滞留在京汉铁路沿线北段，不能及时南下。吴佩孚只能利用原来的湘、鄂部队防守，命湖北督办兼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和代理鄂边防督办李济臣二人负责指挥，另有湘军总司令叶开鑫部的三师以及前桂军韩彩凤的残部协作，总人数在四万左右。
北军得知长沙南军意图进军武汉，便在汨罗河北岸的长乐街、浯口市、张家碑等地构筑工事，由湘鄂边防军第五路司令宋大霈、第十七旅旅长余荫森担任防守。汨罗铁桥两旁的长乐街、南渡河、夹塘之间，有湘鄂边防军第八路军总司令董政国率第六混成旅旅长王梦弼、七旅旅长李乐宾及叶开鑫所部师长邹鹏振担任。北军为确保武汉，在此修筑的工事非常坚固，并铺设有地雷和电网，以逸待劳。
李宗仁开往前线时，蒋介石找到他，两人换过兰谱，上边写了几句誓言：“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李宗仁确定进军路线后，命各部队相继进入攻击位置，第七军第一路由夏威指挥，二十日拂晓向沿河的敌军孙建业部进攻，肃清南岸的守军后，夏威的一旅、二旅开始强渡汨罗河，因为船只全部被北军抢走，无船过河。此时当地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告诉北伐军的指挥官，这条河表面湍急，但有一处河水不是很深，现在又是秋季，士兵可涉水过河。当地人讲完，率先下河，为北伐军探路。所幸河水果然只及胸部。第七军官兵徒涉而过，当天就占领了浯口市。
第七军的二路军七、八两个旅由胡宗铎指挥，同时由滑石滩强渡汨罗河，很快攻克了张家碑，敌人稍有抵抗，可经过北伐将士的数次冲锋，向北山逃窜。北军多是直、鲁、豫平原长大，许多士兵连山也没见过。这次攻打北伐军，也是坐火车来的，部队一溃退，他们糊糊涂涂跑进山里，地形不熟，恍若进了八阵图，东西不分。而且北军素为南民所恨，其行动和言语多有不同，一俟山民看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当地驻军，并领路前去缴械。
就在同时，第四军三十六团从上游渡过汨罗河，进兵平江城东北地区。平江地势险要，北倚古城岭，南临汨罗河，是入湖北要道，平城更是兵家必争之地。
北伐军大部队渡过汨罗河，这也是出乎北军意料的。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命第四军张发奎师的三十五团为左翼，向平江城南进兵，叶挺的独立团和黄琪翔的三十六团任中路，叶挺独立团进攻童子岭、草山市正面之敌，进平江城东地区，相机策应三十六团作战。
第三十六团渡过汨罗河后，直接插入敌后山西坑。原来这山西坑本是当地百姓上山采樵的小径，敌人也不摸不清这条路，正当叶挺独立团向童子岭之敌进攻时，三十六团从西山坑冲入。由于敌人不知这条路，没有防守，三十六团攻其不备，突入平江县城北门，守卫城门的少数敌人当场击毙。
敌军司令部就驻在北门附近，三十六团在黄琪翔的率领下，直迫敌指挥所，短兵相接，湘鄂边防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陆坛仓皇出战，指挥百余名卫队作殊死的抵抗，最后被黄琪翔部团团围住。
攻打童子岭的独立团，正与北军纠缠时，北伐军中一名排长，突然站了起来，他说：“弟兄们，你们快看，城里有戴铜鼓帽(竹笠)的部队，那是咱们三十六团。友军已经占领平江城了。”这一喊，北伐军士气顿增，立即发起全线攻击。敌阵脚已乱，又听说平江城已经失守，哪里还敢恋战，纷纷鼠窜，四散逃命。
被三十六团围在一座院子里的敌十五混成旅旅长陆沄，仍令自己的卫队抵抗，此时杀声冲天，南军的“缴枪不杀”的口号响彻于耳。可敌军仍不断偷放冷枪。三十六团遂开始火攻，一时间，火光冲天，杀声不断，被围敌人自知不敌，纷纷举起了白旗。敌守军旅长陆沄在绝望之际，自杀身亡。同时，右翼部队第十师二十八团向平江以东的淡江、钟洞山进攻，在二十九团的策应下，面对守敌，勇往直前。二十八团处于正面仰攻，难度非常之大，该处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大道小路布满了地雷，敌人居高临下。
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亲临前沿，率领冲锋，一营正面攻击，二营、三营迂回，加之右翼拉长战线，猛攻猛打，敌守军终于动摇了。这时，一颗流弹击中蔡廷锴，但他在负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战至午后，敌势渐弱，第十师发起总攻，敌人全线崩溃。蔡廷锴肩部负伤，可是他还让人扶着来到前线，见该处乃是敌人兵站，大米面粉堆积如山。
蔡廷锴命将粮食分给当地农民。这也因为北伐军的给养多是当地百姓们送到前线的。
平江之役，经过一日的激战，敌十五混成旅全部被歼，俘虏敌人一千八百余，缴获山炮十一门，长短枪二千余支，各种军用品甚多。
攻下平江后，第四军将士日夜兼程，迅速跨入湖北通城，向武汉进军。
北伐军将士们，士气正盛，可现在南方时值酷暑，大军多在山野露宿，只有利用造饭时间从事休息。
武汉战事门户甚多，汀泗桥更为鄂南第一门户天险，西南北三面环水，东面高山重叠，东西横贯河流水深浪急，南北只有粤汉铁路桥可通行，桥上架有重重铁丝网，桥北更是山陵起伏，只有桥南猪姆冈小高地，稍稍平坦，为入鄂的要道。
吴佩孚得报，平江失守，岳阳被克，北伐大军直逼汀泗桥。
8月1日，吴佩孚部署过南口同国民军的战事，急急赶到汉口。次日，他穷凶极恶地来到前线，将指挥部设在贺胜桥，公开叫嚣说：“三个月之内，我不消灭南军叛逆，誓不为人。”说起来，吴佩孚纵横南北，战无不胜，就是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若不是冯玉祥捅他后腰一刀，他也不至于败走海上。不过，试看当今，他吴佩孚不是也独揽中原了。吴佩孚逐个数，也数不出那国民革命军中有几个将军能与他抗衡的，因而这次从长辛店南下，大造舆论，很有些先声夺人的气势。
吴佩孚说此大话，也是静观战局的心得。北伐军取得些胜利，突破那几道防线，哪一个也比不上武汉的门户更为险要，就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的两道鬼门关，他也要与北伐军决一雌雄。吴佩孚来到贺胜桥，以图固守，单等北军大批部队到来，进行大反攻。吴佩孚以湘鄂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宋大霈指挥四个旅的兵力，据险死守汀泗桥，同时令京汉线上的吴俊卿和高汝桐两个师，星夜兼程，南下增援。吴佩孚坐镇贺胜桥，自以为得计。
北伐军获悉吴佩孚的阴谋，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意图乘敌军逐次南下，兵力还没集中的情况下，速速拿下汀泗桥，即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他遂命第四军从崇阳奔袭汀泗桥，第七军直取蒲圻，会攻汀泗桥，第八军沿湘江夺取嘉鱼，侧击汀泗桥，在敌人援军未到来之前，迅速占领汀泗桥。
这个计划对北伐军来说，须得实现。如果敌军反攻，北伐军可以借汀泗桥天险为阻北军入湘的屏障。因为入武汉的贺胜桥，其险恶不亚于汀泗桥。
战况对北伐军进军武汉来说，不是很有利，如能拿下汀泗桥，最坏的战况也是同北军湘鄂对峙，但如若进攻失利的话，北军就可能扭转战局。正如吴佩孚所扬言那样，三个月后，消灭北伐军。
可想而知，汀泗桥战役对第四军的将士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叶挺的独立团得令后，以昼夜行军一百六十里的速度，来到汀泗桥南侧。
第四军第三十五团一营抢先来到汀泗桥附近，企图占领桥南猪姆冈高地，经几次中锋，部队终于拿下猪姆冈。敌人用炮火猛轰，一营长林祥不畏炮火，带领部队死守桥南阵地，打退敌人数次冲锋。这时，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来到这里，见一片汪洋，河水泛滥，地势险要，显然是个易守难攻的要塞。
目前，第四军的主力部队不能集中，同时与第八军也失去联系，来到汀泗桥附近的只有三十五团的一个前卫营和叶挺的独立团，以及后来赶到的黄琪翔的三十六团。
情况非常危急，先到的部队意见纷纷，见到如此形势，认为还是等大部队到来再做决定。
叶挺却主张速战速决，他说：“如果等下去，吴佩孚的援兵—到，可能就更难打下来了。如现在感到棘手，空等友军到来啃硬仗，不如以快打慢。”
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人，年仅二十八岁，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他接着说：“我也认为只有速战才可能取胜，汀泗桥天堑难攻，有目共睹，我看这仗该硬的时候就硬，但该智取的时候就智取。”
由于通讯不畅，叶挺不能兼顾其他，只能以自己的兵力来部署，他说：“予敌以各个击破，我主张全力夺取汀泗桥东端最高峰的敌人阵地，侧击其他低山敌人阵地，以两处火力，就可以牵制敌人注意力。”
最后决定，十二师为右翼，叶挺的独立团为铁路的主攻，第三十五团进攻铁路左，竭力牵制敌人。同时，要求三十六团在拂晓前，拿下最高峰的敌人阵地。
这时的第三十六团，整日行军，赶到汀泗桥附近时，官兵们真是又累又乏，疲惫难当。黄琪翔作了简单的动员报告后，命一边造饭，一边挑一些水性好的战士，在离汀泗桥东端较远的地方，秘密侦察河水的深度，何处可能徒涉。可是经过几次测探，水位都没及头顶。黄琪翔正有些着急，准备想其他办法时，一位当地的农民向导队员，说他知道一处水仅及胸，可以徒涉。三十六团侦察队长梁秉枢迅速率领士兵十余人，在拂晓总攻开始前，冒着危险，涉过河对岸。梁队长负伤，因河流湍急，一名排长让水给冲走而牺牲。由于探得路径，三十六团两个营也先后徒涉过河。他们出发前，黄琪翔命令，为确保胜利，不惊动敌人守桥部队，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开枪，尽量用刺刀。两个营趁黑摸近汀泗桥最高峰，由于敌守军为了视野开阔，大部队都驻最高峰，而倾斜的腹地敌兵较少。
三十六团两个营的官兵，徒手解决少数敌人后，已是拂晓前两小时，敌人万万没想到北伐军能迂回到北岸来。北伐军继续前进，摸近最高峰阵地时，正面主攻也开始了。敌人两头顾不上，三十六团很快就夺取了敌人四个山峰制高点，刹那间，枪声大作，杀声连天。正是拂晓，敌人多还不甚清醒，顿时乱作一团。三十六团孤军作战，官兵们都抱着有去无回的决心，因而越战越勇，抢占最高峰敌阵地后，开始用机枪步枪向低山敌阵地猛烈射击。
敌守军糊糊涂涂把制高点丢掉后，开始动摇。
正面三十五团和独立团开始向铁路两侧敌人猛攻，吸引了敌人大部分炮火，这些炮火都炸在铁路两侧上。
时值第十师主力也陆续赶到，北伐将士们看到敌对岸的制高点在自己人手里，越打越猛，7日天大亮时，敌守军败局已定。独立团官兵甚是了得，有的游水过河，有的冲过铁桥，突破敌人正面防守部队，前仆后继，适时三十五团也冲了过去，与对面友军会合。
至此，汀泗桥为北伐将士攻克。此役，俘敌军二千余人，俘军官百余人，击毙千余人。
北伐将士中也有三百余人为自由捐躯。
北伐骁将叶挺，在这次战役中可谓是立了头功，不仅他对战局作出正确判断，而他身为独立团团长，身先士卒，处处冲在前面。当时北伐军中，都以在四军为荣，而四军中都以在独立团为最大光荣。叶挺打过汀泗桥后，仍率队穷追退敌，他是想趁敌败退之势，巩固战果，免得敌人反扑。于是，独立团又急进十余华里，残敌闻风而逃。
独立团攻占咸宁县城，并委任朱江为咸宁县长，告示百姓。
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得报后，对叶挺行为深为不满，对参谋说：“此人虽有长处，可生性鲁莽，太好胜了。这样急进可能对部队造成不良后果。”
参谋长问说：“能造成什么不良后果？”
陈可钰只是轻轻摇头，没有言声。原来那参谋长刚从汀泗桥前线回来，想到叶挺孤军作战，而且指挥得当，为了保证敌人不能反扑，勇猛追击逃兵，他还本以为副军长听后该高兴才是，不料却说出这等话，但身为参谋，也不好多说。
陈可钰随后沿铁路前进到达咸宁时，所见两旁水浸约三十华里，一片汪洋，仅有一条铁路可通行，心想若是在这种狭长路上遇到敌人的阻击，前进就太不易了，大兵团又展不开，作战很是因难。
陈可钰倒也不亏为将军，遂对参谋又说：“我是不太了解情况啊，叶挺到底是有军事天才的，能见机进取。”
北伐军采取了叶挺的建议，乘胜追击，直驱吴佩孚的指挥所贺胜桥。守在贺胜桥的吴佩孚，对北伐军已经不是敢不敢再小看的事了，得知汀泗桥失守，宋大霈全军覆没，真有些毒火攻心。这回他有些吃不准自己能力，急忙调卫队团和他的起家部队第三混成旅、刘玉春第八师、张占鳌的第十三混成旅等嫡系部队，并重新收编汀泗桥下来的部队，扼守贺胜桥。
吴佩孚似乎知道，这很可能是他今生最后一战，若贺胜桥失守，武昌尽失，他将没有落脚之地，自己虽同张作霖换了兰谱，可如果自己连地盘都没有，又有谁能容下他这个“光杆司令”。吴佩孚想到此，真是有些悲哀，遂命自己的卫队每人佩置砍刀一把，并决定亲自督战，以挽回败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