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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北洋老臣恋栈宝座北京城头变幻王旗

吴佩孚回到北方后,曹锟已经动作,只是张作霖还等着副总统的位置,不肯正面回答。

张作霖不敢轻举妄动,也怕苦心经营的部队毁于一旦,现在他几乎辖制了东三省,进关不进关,权衡利益轻重,形式上,他依然表示靠近直系。因为长江三督重又联手,当上总统的徐世昌,对段祺瑞也不是言听计从。

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巴黎和会使国人丢尽颜面,学生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几个军阀,从主战变主和,频频在报纸上含沙射影。段祺瑞虽然下野,表面不当总理,可他还挂着参战督办职务,暗中操纵安福会,内阁中多有党羽,他为泄私愤,指责国务院总理钱能训无能,连几个闹事学生都对付不了,企图让心腹王揖唐出面重新组阁。钱能训是徐世昌点着名给弄到现在位置上。段祺瑞这样做,徐世昌又有些为难,便任命龚心湛代总理,作为过渡,后又经过几番斗争,徐世昌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让靳云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以为这是个皆大欢喜的事。

靳云鹏是山东济宁人,字翼青,北洋武备学堂毕业。说起这个人,原是段祺瑞四大金刚之一,1917年奉段棋瑞的指示去日本观操,回国后任段祺瑞私家军的“边防军”的督练。这样说来,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可他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又是曹锟的换帖兄弟,徐世昌的门生。此时任陆军总长。

徐世昌找到靳云鹏,对他说:“翼青,这次无论如何你也得帮我个忙,想来想去,也只能你出面组阁,两方面都能认可。我现在实在是为难。”

靳云鹏说:“现在谁是谁的人,我也弄不清,大总统也不要把这事看得太重。至于总理之职,我不能担当。”

徐世昌听到这话,也深有感慨说:“这件事,为国为民,都不能推辞,组阁的事非你莫属。说句心里话,我是怕战事又起。而且现在学生受到政客的挑唆也跟着起哄,要维持局面,首先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靳云鹏说:“我说的条件,你能答应吗?”

徐世昌说:“你尽管讲,只要我能办到的。”

靳云鹏所谓的条件,和其他政客也没有区别,不过是要权要职。只要那靳云鹏能挑起这个烂摊子,徐世昌是什么都答应的。徐世昌以为得计,如果靳云鹏出面组阁,从段祺瑞那方来说,是你皖系的人;从曹锟、吴佩孚这方来讲,也不会说出什么,而且也堵住了张作霖的嘴。徐世昌这个提议,很快得到直、奉系的响应,众参两院通过于靳云鹏的内阁案。这时,徐树铮跳了出来,代表安福会否定了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同时他又提出让安福系的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财政、司法和交通总长的提案。

靳云鹏闻之大怒。可徐树铮却说:“这是段合肥的主张,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直皖的平衡,谁要是打破这个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靳云鹏坚决不受,找到徐世昌,说如果段祺瑞和徐树铮坚持这样,自己的阁员通不过,他就辞职。徐世昌好容易找到一个替罪羊,无论如何也要维持着,遂马上通知直系将领,由他们这些军人出面挽留,给靳云鹏点信心。各地军阀,心领神会,马上通电挽留靳云鹏。这也是徐世昌敲山震虎的计谋,暗示段祺瑞不要太过分了。徐世昌现在最恨的是徐树铮,几次想挪开他,真是恨不能生啖其人,但怵于段棋瑞的势力,终未敢下手。这次徐树铮和靳云鹏直面交恶,更是惹得他心怀不满。

徐世昌这个傀儡总统虽然不好当,可段祺瑞的日子更难过。经过“五四”运动的打击,段祺瑞声名狼藉,这样一来,索性就撕下面皮,以控制军队为主。段祺瑞还有些本钱,那就是他手里的参战军。这支部队是以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列强贷款组建的,因为现在不能参战了,为掩人耳目,改称边防军,听使段祺瑞。

一日,徐树铮应召来到段祺瑞在北京的府邸。段祺瑞开门见山对他说:“靳云鹏组阁,看样子是有来头的。我倒不认为是徐世昌为了什么平衡,看样子是有备而来啊。”

徐树铮连忙说:“我看这是曹锟在后头搞的鬼。现在的徐世昌,还分不清孰重孰轻,可如果东北那个红胡子(指张作霖)稍微一晃,用不着大张旗鼓,局面肯定对咱们不利。”

段祺瑞在心里对徐树铮是佩服的,但他又要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便说:“找你来,也是为了商量此事。我看现在光说没什么用,不动点真的看来是不行了。你有何打算?”

徐树铮想了想说:“我看最重要无非是地盘,可想要有地盘,又少不得兵。”

这句话正中段祺瑞下怀,他拍着徐树铮的肩说:“又铮,你可真是小诸葛,猜到我心里去了。现在咱们的参战军虽然改成边防军,可还是有人虎视眈眈,我想把这支部队交给你,以整编的名义,加强训练。我现在还是边防督办,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我的话不想说太明了,刚才你提到,当政客最终也不过落个寄人篱下,看人眼色行事,如果有自己的军队,情况就不一样了。”

商量后不久,段祺瑞以参战督办的名义,向徐世昌说明要徐树铮整编边防军,他还以为徐世昌会面露难色,因为明摆着,这是皖系穷兵黩武的信号。没想到,徐世昌不但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还加封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命其到库伦平定那里的“自治”,使其就范于北京政府。

这一来,段祺瑞心里倒有些不安,不知徐世昌用意何在。

原来徐世昌对徐树铮向来不满,靳云鹏组阁,他又跟着上窜下跳,对他正没办法,所以当段祺瑞提出要加强西北的防务,让徐树铮编练边防军时,认为这是调虎离山的好机会,想让徐树铮陷进无休无止的外蒙纠纷中去。

段祺瑞察觉到徐世昌的小算盘时,他的谋士已经到了西北。谁能想到,徐树铮确实是个枭雄之辈,到了库伦,凭借自己的智谋和韬略,和外蒙的上层人士周旋,竟然在未动干戈的情况下,取消了外蒙“自治”,很轻松完成了徐世昌的命令,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西北经营有方,从而控制了那里的地盘。

事情到此没完,徐树铮得到西北后,努力经营,扩大边防军,殊不知,他这手惹恼了邻居张作霖。本来,张作霖对直、皖两派就以观战的态度,可徐树铮的行为,实际对他形成威胁。张作霖表面虽是粗人,也不乏细心之处,派人暗中接洽徐树铮,希望达成共识。可徐树铮正在风头上,有兵有权,而且由于他在外蒙“自治”问题上,浪得些社会虚名,根本不把张作霖放在眼里,因而对张作霖的特使也有些怠慢。

张作霖闻言,破口大骂,可骂归骂,他还是不能把徐树铮怎样,不过,由于徐树铮眼里无人,倒使他下了决心偏向直系,遂马上发密电给曹锟,答应在适当时机同直系结成联盟。

北京的段祺瑞,见自己的门生控制了西北,心里踏实许多。

此时的徐树铮,非往日的游说客,现在手握重兵,掌握着边防军三师四混成旅的兵力,其声势,高于其他派系,除了东三省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其热河、察哈尔、归绥、晋、秦、甘、新省及内外蒙古的一切政权、筹款权、用人权、采矿权、寻路权等,统归他一人点头。段祺瑞给他在北京政府撑腰,这些资本更是使他目空一切。此时,徐树铮连拥兵自重的张作霖、曹锟也不放在眼里,就更甭说那个空有政府架子总统徐世昌了。段祺瑞给徐树铮拍密电,告之“武力统一”南方的决心没有消失,令其继续扩张地盘。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段祺瑞经营多年的皖系,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灾难,而那焦点,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徐树铮。如果说段祺瑞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身子已经跳出这场争斗的另一位花甲之年的老者,倒是看出些破绽。

这位老者就是北洋元老冯国璋。

曾手握北洋地方重兵和中央大权的冯国璋,下台后,心里有些窝囊。徐世昌看出冯国璋的心思,为了调节他被赶下台的不满情绪,下令陆军第十五、十六师仍归冯国璋节制。十五、十六师原是由禁卫军改编的,冯国璋代理总统时,这两个师一直担任公府的警卫。十五师师长刘询,表面上是冯国璋的亲信,可私下和段祺瑞关系也不错,至于十六师师长王廷竹,更是个脚踩两只船。冯国璋听后,心里还是舒服许多。

冯国璋来到徐世昌府上,算是面谢吧,对他说:“东海,知我者兄弟也,你还能把这两个师给我,真是让我感到意外,不过,我话说在前头,虽然是由我节制,但这两个师,就是你东海的子弟兵。”

徐世昌说:“我深知冯公这几年来,力倡和平,只是官场小人横行,不能如愿,我这次被推上来,实非我意,但在其位,该谋其政。为国为民,义无反顾啊。”

冯国璋连连说:“最好,最好,我来此,一是表示对你的支持,二是准备辞行的。”

徐世昌说:“你要去哪里,难道要回河间老家不成?”

冯国璋说:“正是,我准备退身养性,呐喊和平,其他政事就不想过问了。”

徐世昌说:“不可,我的意思你还该留在北京。何必急着返回故里?”

徐世昌再三挽留,可冯国璋去意已定,最后还是在十五师两个连的护送下,经保定回到河间去了。冯国璋途经保定时,曹锟到车站迎接,对冯国璋讲了些直、皖间的矛盾。可心平气静历尽战事的冯国璋对这些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徐世昌留冯国璋在北京,就为调解直皖间的平衡,但冯国璋现在最关心的倒是南北议和问题。

冯国璋本打算在河间多住些日子,哪里想到,到家还没有一个月,徐世昌就派人把他找了回来。徐世昌也是想把南北问题彻底解决,现在的形势对主和派很有力,可徐世昌心里明白,他倡言主和,无疑就是和段祺瑞干,而他毕竟是段祺瑞和安福系给推上来的。徐世昌想来想去,知道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制约皖系,还非冯国璋不可。

本来徐世昌对段祺瑞是不敢过分的,可最近有梁士诒在后台出谋,胆子也张扬了,不过他仍是不敢把主和的步子放太大。下台总统冯国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食言于自己“归我林泉”的诺言,拖着老身,遂又活动于津京两地。

北京正是深秋,枝条败叶已经脱尽,时时泛着初冬的寒意。六十岁的冯国璋,也感到力不从心,正是人其将亡,其言也善,现在冯国璋所关心的就是南北议和,但他顾惜自己的性命,怕惹恼皖系的主战派,对他下毒手,因而对外声称已退出政局。靳云鹏组阁后,冯国璋以为局势能有所好转,可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煞是得志,对靳云鹏所抱的一点希望也就消失了。靳云鹏是皖系的人,他也想利用冯国璋调和直皖间的矛盾。冯国璋接到靳云鹏的电话,答应试试,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徐树铮不能参与此事。冯国璋在徐世昌和靳云鹏的安排下,亲自到段祺瑞家中拜访,可谈来谈去,都是北洋时期的友情,关于直皖间的矛盾,只字未提。冯国璋几次想把话题引出来,都被段祺瑞有意岔开。虽然小报登出“冯段交huan”的新闻,但最终也没结果。

冯国璋和段祺瑞心里都明白,直皖交恶太深,一时不可能罢休,最重要的一点是,各地方利益集团都占着自己的地盘,是不会轻易撒手的。冯国璋在北京一刻也没放松直系,多次派自己的大管家去联络李纯和陈光远“叙旧”。冯国璋的“暗渡陈仓”之嫌,段祺瑞有所察觉,只是觉得时机未到,不可轻易点破罢了。

1919年1月1日,冯国璋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此来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而且通电各省,在组织国民大会前,可先筹办外后援会,再由该会推举代表,正式协商南北问题。

几天后,冯国璋接待一位客人,在寒冷的客厅里坐久了,当晚又洗了澡,便一病不起,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地安门帽儿胡同。

临终前,冯国璋给徐世昌留下遗言曰:“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同时,又嘱各省长官:“愿内外同心,化除轸域,和平统一,务底完成。”

冯国璋死后,徐世昌本来就是主和派,也正好趁这个机会大肆宣扬一番,借以表明自己所谓的和平心愿,他在给国务院的命令中表彰冯国璋:

“迨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的职务,适值南北纠纷之际,苦心规划,昕夕贤券,退任以来,仍资匡赞。弥留之际,犹以时局危迫促进统一为言,爱国之忱,溢于言表。本大总统眷怀畴昔,怆悼尤殷。所有饰终典礼,著由国务院从优拟议。”

徐世昌流露几分真意,毕竟他们还有共同的目的。可段祺瑞跑来吊孝,倒有些真假难辨。

段棋瑞一进冯宅,便放声悲哭,含混不清说:“四哥,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四哥啊。”

在场人见此状,无不为之伤心。段祺瑞两次来到冯宅大哭,弄得很多人也不知他是真是假。有在场的秘书声称,说冯国璋和段祺瑞本来都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从此直皖挽手,只是徐树铮从中做梗,但经过冯国璋再三劝阻,段祺瑞也表示不再听信徐树铮了。哪想到,直皖拉手刚有些眉目,义和有望,冯国璋就撒手归西了。

冯家后人也深知国人对冯国璋多有垢言,即使晚年多言和平,若要抵消他的行为,怕是很难,虽然当时举办了隆重的丧礼,将冯国璋的灵柩落杠于河间的冯家祠堂,把仪式弄得异常排场。实际上,冯国璋表面上的那座坟是假的,里边只有一些衣物和些陪葬品,而装有遗体的真正灵柩,已经由家人悄悄埋在古洋河畔的黄龙湾冯氏祖坟里了。

冯国璋一咽气,直皖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直系的老大不在,曹锟自然而然以老大自居,他身后的吴佩孚也摇旗呼应,其他直系军阀因没太碍着自己的地盘,加之徐树铮在西北势力日益强大,也都心照不宣地维持着现在的局面。靳云鹏本是好意,想让直皖拉手,使得大权归其中央,就在在冯国璋咽气的一个月前,靳云鹏的内阁案通过参众两院,以陆征祥为外交总长、田文烈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靳云鹏兼陆军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曾毓隽为交通总长、周自齐为币制总裁。

可靳云鹏仍是个空架子,段祺瑞明里暗里百般刁难,政令行不通,而徐世昌已经摆出一副甘当傀儡的架势,弄得靳云鹏几次闹着要辞职,徐大总统也就只能几次登门挽留。大总统座位上,也是荆棘满布,为了平衡直皖,他可真是寝食不安,那冯国璋一死,连个摇晃的牌子也没有了。十二月的北京,正是该冷的时候,徐世昌却是从心里往外冒汗。光是政客、各省的军阀,已经够让他头疼了,偏偏各地的学生也跟着起哄,兴起一种什么主义之类的,各种民间的报纸也突然间冒了出来。

为这些事,徐世昌求教于段祺瑞。段祺瑞老是指责政府对学生无能,可他就一个办法:抓起来。徐世昌已经照这样做了,也抓了,也杀了,大批的军警出动,甚至动用了军队,结果怎么样?闹事的越来越多。让徐世昌心寒胆颤的“五.四运动”,事情过去好几个月了,提起来还是让他心有余悸,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是要老祖宗的坟挖掉啊!徐世昌到底也算个政客,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正是腊月的北京城,哪里有过年的气氛,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加之半年来军阀对群众的血腥镇压,人们心头都压着怒火,此时正是国空民穷,只是肥了利益集团,百姓们负担着重税徭役,地方军阀更是荒唐可恶,把百姓们的税都征到三十年以后,以支付巨大的军费,到处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惨状。百姓以为打倒了清廷,共和就该有好日子过,哪想到自袁世凯到段祺瑞,横竖是个换汤不换药,赶到南北军阀混战,都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硬是没有老百姓的活路,用鲜血换来的共和,让大小军阀剔筋去骨,原来是一场空前的“作秀”。

把段祺瑞之流卖国嘴脸暴露给国人的,是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

还在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战胜国在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了有名的巴黎和平会议,那所谓的“巴黎和会”不过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及法国总理克理孟梭操纵的分赃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由南北政府派出代表参加会议,结果是答应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并写进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这次公然的卖国,激起了国人愤怒,舆论鼎沸,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大专院校三千多人,于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时,让外国巡捕给拦下,学生们激愤万分,转而冲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将在那里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又放火烧了曹宅。让段祺瑞给捧上总统宝座没几天的徐世昌,急忙下令镇压,将学生逮走三十二人。这下更是激怒进步青年,第二天北京各专科以上的学校有组织地举行了罢课。怪的是,北京政府不仅不接受学生的请求,反而公开通电对曹汝霖、陆宗祥的“辞职”进行挽留。六月初,又下令查禁学生联合会,逮捕了学生一千多人,实行了特别禁严。北京学生的举动,扩展到全国二十多个省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在全国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释放全部学生,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徐世昌,也借此演一场“辞职”的游戏。

这将次运动的导火索是北京大学,其校长是蔡元培,他是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字鹤卿,浙江绍兴人。十岁丧父,从叔读书,后连中举人、进士,进而被点为翰林。蔡元培崇尚宋儒,后又接触西方哲学,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除旧布新,邀请一批新派人物到大学任教,还把数年来在德、法所考察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应用于北大,实行教授治校。

当“五.四动动”被镇压后,这位翰林校长不顾自己的安危,邀请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研究解救学生方案,他自己更是带头到教育部、总统府、国务院进行交涉,并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学生。

1919年的北京城,正像一个大火药桶。老百姓憋着一股劲,各地军阀也虎视眈眈看着,单等绝好的机会,圈定自己的地盘。有志之士都在求索,希望找到一个“治国”的良方,只可惜积重难返,有良心的国人,心和脸都像北京城门楼子上的霜一样,等待着,观察着,渴望出现一个属于百姓们自己的好国家。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谁领风骚?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有个“幽灵”在欧洲大地徘徊,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不合理的制度,她将像暴风雨一样摧毁这人间地狱,用闪电划破这沉闷的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夜空,让劳工得到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劳工在这风暴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身上的枷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