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见证中国数千年兴衰的九朝古都洛阳，再次迎来盛况。
蒋委员长据为了避免铺张浪费，特地到洛阳来，避开五十华诞的隆重庆典。
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主任、巩（县）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为了筹备委员长在洛阳的“避寿”。
以洛阳分校为中心，精心策划了祝寿活动。
为保证寿庆安全，在龙门香山寺，为蒋委员长夫妇修建了一座别墅。
把西工兵营原吴佩孚的继光台，改为“寿国台”（一“国寿台”），作为祝寿的观礼台。
考虑到蒋委员长等国民政府要员，可能会去游览嵩岳。
又动用洛阳、偃师、登封三地5000余名民工，抢修了洛阳至登封的公路，完善了西工飞机场。
尽管后世某些无脑浆果粉，据因河南人民先缴了数万**的械，后又积极从共，推波助澜地推翻党国，将蒋委员长赶到台湾岛，而“义愤填膺”。
于是满网络鼓噪叫骂河南人，河南人全是骗子。
为佐证他们的都是“真话”，还“依据真实史料”、“引经据典”，就河南四大灾害水、旱、蝗、汤，逐一进行反驳。
花园口黄河决堤，只不过“没过脚踝的水量”，汤恩伯部**也只不过征了“五斗米”的税收，什么旱灾、蝗灾也只不过死了马路隔壁“三四个游手好闲的。
弄得咱们民族本就酷好生产的无脑嘴炮人士、茅坑文化人，还有喜欢人云亦云的跟风者，纷纷拿河南人开涮。
就是不去稍微仔细想想，咱们国家最为癖好挑起地域争端，有意操弄族群割裂的地方是——台湾省。
网络时代无脑嘴炮族打什么样的嘴炮，却都无法否认。
即便是他们的成天用以嘴炮的“千古蒋公”蒋委员长，“民国黄金十年”的黄金年份，都与河南紧密关联，程度甚至可以笑：超过南京！
这次“避寿”，已不是蒋委员长携带文武百官第一次“驾临”。
早在1932年1月28日，鬼子发动“上海作战”。
驻宁沪地区的19路军官兵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抗击。
当时尚未称“委员长”的蒋中正先生，决定“迁都洛阳”。
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由林森与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大院长共同签订的《迁都洛阳宣言》。
宣言叙述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呼吁国际列强干预日军的侵略,强调因上海战事威胁到首都南京的安全,才“出此下策”。
该宣言最后强调: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洛办公。
不顾前方枪炮激烈、将士用命，不顾舆论哗然、人心惶惶。
次日便铁道列车大增，以万余达官贵人之巨大阵容“迁都洛阳”，将洛阳定为“行都”。
此时洛阳虽是河南省省会，是省主席刘峙的办公地。，但以远非古时大都会盛况，也非后世大城市模样。
仅仅四五平方公里的市区，寥寥数万人口的城。
试想一下，连照明用电都不具备，各“府院”只能在大门两边“宫灯”的情形下。
冷不丁涌进达官贵人及眷属数万人，是什么个概念？
不管怎么，在洛阳“将就”了十个月。国民政府搞了许多会议，其中有深远影响此后历史的两个“重要会议”。
一个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一个是“国难会议”。
前者于1932年3月1日在洛阳西工召开。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78人参加,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居正、顾孟余组成主席团。
叶楚伧任大会秘书长。
蒋介石因为忙于军务未参加。
汪精卫致开幕词,要国民党内全体同仁“精诚团结,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3月4日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由顾孟余主持,会议开幕前,全场起立,为抗日殉国的将士及人民默哀3分钟。
之后汪精卫、何应钦分别做政治、军事报告。大会否认了东北伪政权,并通过了《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务长官之规定》。
3月5日,大会通过了《颁布大赦案》《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案》《以长安为配都以洛阳为行都案》等决议。
3月6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政要等600多人参加。
汪精卫致闭幕词,什么“国内**的捣乱,比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更加厉害”,要讲什么“政治上主张民主集权”,最后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随后,叶楚伧宣读《大会宣言》,他代表国民党中央表示:暴日不受制裁,东亚即无宁日,任何屈服难堪之条约,绝无承认签订之理。
言犹在耳,不过才过了两个月,当局就与日寇签下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闭幕才3天,伪“满洲国”就在长春宣布建立。
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总理”,年号“大同”,一切听命于日本,宣布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东北彻底沦陷。
同日,中政会决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
这时的军事委员会是按新通过的中央决议设立的,委员长全权负责全国的军事,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与海军部长当然都是该会委员,由此可见权力之大、职位之高。
蒋对汪投之以李,汪对蒋报之以桃,宁汉合二为一。
也自此始,“蒋委员长”的称号铺天盖地,响彻华夏大地十几年。
3月18日,全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洛阳西工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
所以，浆果粉及其附会者，轻易别涮河南人为好啊！
而所谓的“国难会议”，其实早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就已提出，并定于1932年2月1日在南京举行。
由于国府迁洛阳,又改于4月1日,后因战局混乱，再拖至4月7日,一波三折,几近难产。
“国难会议”的会员共计520名,国民党当局分四批公布。
会员可谓鱼龙混杂、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吴佩孚、孙传芳等北伐对象，亦有陈寅恪、马寅初等学问大家，更不乏王晓籁、黄金荣等财团大佬。
事先，国民党当局给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御侮、救灾、绥靖。
开幕当天，汪精卫重申：“如果在范围以外的问题，则恕非行政院权所能负责答复了。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一些人早就有先见之明,比如王造时、沈钧儒就拒绝赴会:“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徵车”。
520名会员中,出席会议的仅有马寅初、何思源、谷正鼎等142人。
林森、蒋介石、胡适、柳亚子、诸辅成等国民党党员在座。
像以往开大会一样,进行老套路:奏乐,向孙中山遗像及国民党党旗三鞠躬,请人恭读《总理遗训》。
随后，重头戏上演，汪精卫致开幕词，他:“我对国难会议的前途是抱着无限希望的,对于诸位先生的热诚,不惜牺牲宝贵光阴长途跋涉,来此开会,我尤其是表示十二分的敬意。”
尽管洛阳被闹剧般“干”了“行都”，这些“重大事件”却也确实发生于此不是？
5月5日，国民政府卖了19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成果，跟鬼子订下《淞沪停战协定》。
5月底,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还都南京繁荣行都计划》
6月以后,南京局势逐渐平稳,行政院便常驻南京办公,但牌子还挂在洛阳。政府签署的文件,都要到洛阳“旅游”一遭,但不过是用印盖章而已。
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第四十七次常委会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部院。
12月1日迁回南京。6天后,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建设陪都西京行都洛阳案》,并通过了保留行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现有地址等案。
11月29日,在林森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启程,12月1日便赶回南京。为庆祝国都还宁,南京地方政府要求全市张灯结彩,遍挂青天白日旗,中山陵还免费向全体市民开放一天。
于是“天下太平”，继续“民国黄金十年”，果真茅坑文化人满脑金灿灿的玩意！